但就是这样，于慈江都觉得这是看在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的渊源，而给予的特殊照顾了。“因为她当时身体不好，几乎已经失聪，当然更重要的是她性格比较恬退的原因。”
性格恬退、不争，是对杨绛性格的普遍看法，甚至有这个时代的“隐士”之誉。但如果说得不好听点，就是不合群。所以我们看到的矛盾就是，一方面杨绛往后躲，一方面她周围却总是喧嚣一片。
“杨先生是一个很老派的学人，也很低调，她一直说自己是一个‘0’。她到哪都是一个被排挤的人，她也甘于和习惯被排挤。”
其实仔细想想，这也没什么矛盾的。她和钱锺书都是清高骄傲的人，深处知识江湖，看透了文人的无聊和知识分子的百态。钱锺书像魏晋名士，忍不住总要臧否一番，写写文章揶揄一下。杨绛这样的文章虽不大写，嘴上说得也少，但夫妻之间荣辱与共，所以他们在知识界都没什么谈得上的朋友。
他们虽然清高和骄傲，但并不刚强。于慈江觉得，不像傅雷，钱杨夫妇信奉的是宁弯不折的人生态度，“你怎么掰我，我可以弯，弯成什么样都不会折”，这使得他们能够度过人生中最艰难的那些时期。他们把聪明除了用于学问，也用在了对付狂风暴雨，把自己放低，像柔韧的藤条。但对付跟他们同样的知识分子时，那股子聪明劲就不愿意用了。
“傅雷和他们两口子的两种人生态度，没有对错。所有社会上对他们的求全之毁，都可以用这个态度去做个说明。”于慈江告诉早报记者。
“虽然对知识分子清高，但他们跟普通老百姓反而能相处得很好。杨先生写过很多底层小人物，老王、顺姐之类的，笔下充满了温情。比如说借钱给他们，要借5000元，或是没有5000元，或是不想给这么多，知道还不出，那就直接给你2500元。就是这样的性格。”
为什么杨绛是钱锺书心中最合适的伴侣
杨绛和钱锺书的结合，总是让人拿来和各种与钱锺书有关的民国女性比较，甚至是和钱锺书作品中的女性比较。而这正是有点知识的大众最为津津乐道的，所谓民国文人的风流，或者说八卦。最常见一个问题就是，杨绛和钱锺书配吗？
“我觉得钱先生能写出‘最贤的妻，最才的女’献给杨绛，就是说明在钱先生心里，杨先生对他来说是最合适的伴侣，这是毫无疑问的。”
于慈江觉得，如果从容貌上讲，杨绛只能算是中人之姿，而钱锺书的英俊和潇洒是绝对的。“所以杨先生能够吸引钱先生的是她的包容。什么叫包容，就是她能照顾钱先生的生活，她能顶起整个家。钱先生有大才，但在处理日常生活的能力上差一点。”
在《我们仨》中，这方面表现得就尤为明显。杨绛是持家好手，家务井井有条，主妇的活能干，男性的活也擅长，比如修理。钱锺书每次弄坏了什么就像犯了错的孩子，说“我又把什么弄坏了”，杨绛就会说：没关系，我来修。
“而在写作、学术上，杨先生也对钱先生裨益良多。钱先生写《围城》，就是受到杨先生在戏剧上成就的刺激。他们还曾一起创作剧本，可惜最后没成，这也说明钱先生对杨先生的写作才情是欣赏和佩服的。”
所以“最贤的妻，最才的女”显然不是钱锺书为博夫人高兴的谄语，在钱锺书心里，那些漂亮的民国小姐，如何能和杨季康相比。“唐晓芙”？只不过是每个男人都曾有过的自我浪漫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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