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中就常州庄刘二氏联姻对今文经学发展的影响给出了相当精辟的见解，但作者就此引申得出的结论，却大可商榷。例如，作者将庄氏的娶亲策略描述为嫁女给望族再娶弱族妇，认为庄氏直至十八世纪都一以贯之地遵循这一策略，并举庄氏迎娶刘氏为例。事实上这绝无可能。在庄氏尚未成为常州首屈一指的望族时，娶妇就极为崇尚门第，以至于庄氏族谱特意将与名门望族联姻列入“盛事”一门。庄氏与之联姻的刘氏也绝非弱族。刘氏先祖刘真是凤阳人，为明初追随朱元璋的功臣，曾参与攻克常州（原书说他在常州投军，不确）。刘真之子刘敬于1400年中举，官至刑部员外郎，家族发迹颇早。与出身甚微、靠着不懈努力才成为常州巨族的庄氏相比，刘氏的初始条件要好得多。常州有“西营刘氏”一说，就是因为朝廷“给秩驻扎常州郡城西营”，此外还有句俗语叫“刘半城，庄一角”，足见刘氏势力并不弱。
在庄氏族谱记录重要联姻的“盛事”一门中，与西营刘氏联姻并不占很大比例，可见庄氏一族并不认为庄刘联姻在姻亲关系中有什么特殊地位。庄氏家族人丁兴旺，雍正年间男丁数已过千，嘉庆年间更是达到千五有余，因此婚姻关系也极为复杂。在常州，庄氏多适配吴氏、龚氏、钱氏、卓氏、刘氏、董氏、卜氏、白氏、汤氏等望族，如计入庄氏全部分支，这些家族中不少都可说是与庄氏“世代联姻”。由于庄氏人口众多，甚至外地望族如宜兴储氏、丹阳荆氏也能够说与庄氏有“世代联姻”的关系。
书中所强调的庄氏族学对庄氏后代的决定性影响也值得推敲。事实上，所谓族学也就是义塾，很大程度上提供的是基础教育，能否对宗族子弟乃至外族成员的成才起到决定性作用，这是颇为可疑的。就庄氏家族成员的自述来看，举业成功者一般均由小家庭延请宗族内外名师受教。相应地，所谓宗族族产使得男性可以一心向学不问世事也有些夸大——庄氏子弟在完成举业前往往要长期充当塾师或以刻书为业，庄氏族谱中收录的《董太夫人家训》也明确指出，宗族子弟若读书不成，须习得某一技能以谋生。以庄氏第八世庄起元为例，他五岁在祖父庄宪引领下拜金堦为师，十二岁就学浙江慈溪师从裘模斋，十三岁师从叔祖庄端，十五岁师从表兄唐训，其后入龙城书院，十六岁师从陈达，十七岁师从吴之望、葛思贤，最终于四十七岁中举、五十一岁中进士，在此期间，一直以塾师、刻书为业，维持基本经济来源。
艾尔曼以洪亮吉作为庄氏族学的成功案例，忽视了洪亮吉早年生活的其他面向。其母蒋氏对他的教育作用不可小觑，如蒋氏就亲自教子读书“正句读，审音训，故礼吉（按：亮吉又名礼吉）学有原本，不一染俗师之陋”，洪亮吉也著有《外家纪事》，讲述蒋氏对自己的影响。同时，洪亮吉也曾于武进阳湖县学接受教育，并先后从学十五位塾师。可见，庄氏族学的影响有没有书中描述的那么大，是颇可怀疑的。至于说洪亮吉是“家境贫寒的贫民子弟”，更是对常州望族的误解。洪亮吉的曾祖父洪璟曾为山西大同知府。祖父洪寀入赘观庄赵氏，娶康熙四十八年状元赵熊诏女儿为妻，迁入常州。洪亮吉虽因祖父牵涉巨额债务、父亲早逝而家道中落，但其母蒋氏亦出身常州望族，且受过良好教育。如此家世背景，说幼年失怙经济上受影响确是事实，将之描述为“家境贫寒的贫民子弟”，那就过分夸张了。
与洪亮吉相类似的是，书中提到，庄培因之子庄述祖自称学问“皆吾祖吾父之余泽，而无一非吾母义方之教也”，其母正是来自长洲彭氏的苏州状元彭启丰之女。他在自述中说：“外家自长宁公倡明正学，父子祖孙相授受，舅氏于途次为不孝指示大略，证求真实，绝去异同门户之见，不孝从此稍知向学，不至入于下流。”正是因为这样的家庭背景，庄述祖才得以承接常州今文经学与苏州汉学两方面的传统。推而广之，今文经学传入地处江南、盛行古文经学的毗陵庄氏，与所延请的塾师是否有关，也大可挖掘。书中对庄述祖的阐释相当疏略，这是颇为遗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