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的局限性问题与多语种文献的重要性
在谈到满文文献时，有人特别强调满文文献在清史研究中的局限性。事实上，这种命题在逻辑上是有问题的，历史材料的“用处”与“局限”，往往并不是自然天成的客观事实，而是历史学者主观的诠释。史料本身有“用”与否，端视史家如何去解读并运用。与其说满文史料本身具有局限性，不如说是无法适当解读、使用满文史料的人，自己本身被偏见蒙蔽而具有局限性。《庄子》有云：“然则无用之为用也亦明矣”，阐述的正是这个道理。
退一步来说，满文文献即便有局限性，但局限性亦非满文文献所独有，实际上任何史料都有局限性。清代汉文档案与传世文献的数量确实是最多的，但因为汉文史料性质的局限性，只用汉文史料亦难以完整地再现清代历史。在清代民族史和对外关系史等领域的研究中，汉文史料无法成为主要史料，涉及这个领域的汉文史料主要是清朝中央的官书或汉族文人笔记，对地方族群与外国的社会与文化，往往带有明显的误解与偏见，这体现出汉文史料很大的局限性。比如，笔者曾研究过康熙朝经营西藏的过程，对此，汉文史料如《清圣祖实录》等，除了官方的事后追述与缘饰，几无留下有用的只字片语，然而原始的满文档案与藏文文献所呈现的历史事实，则相当复杂曲折。此外，清代相当多的官修史书是双语的，甚至是多语的，比如历代《清实录》都是满蒙汉三种语言纂修的，而且清前期的实录有的是先有满文后有译本。还有，《起居注》《玉牒》等和《八旗通志》《朔漠方略》《准噶尔方略》《王公表传》等各类大型史书也都是满汉合璧的，在对这些历史文献的满汉文版本进行系统性地比勘研究以前，谨慎的学者不宜将这些满汉双语文献认为是单纯的汉文史料。
作为新史料的满文档案
1925年7月，王国维在清华大学以“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现之学问”为题进行了一场讲座。王国维认为“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同时列举了殷墟甲骨、居延汉简、敦煌写本、内阁旧档与中国境内古外族遗文，并为二十世纪初中国学术之新发现。早在九十年前，王国维就已注意到内阁大库档案与非汉民族文字，作为新史料之重要性。而陈寅恪也曾直言：“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近年来，中国档案出版事业蓬勃发展，如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出版之数以千计未曾公开的满文档案，可谓造福学林之美事，亦为新中国开展新学术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契机。不幸的是，近来有学者因为个人的偏见，散布轻忽满文史料重要性的言论，这不仅对有志于学习满文，进而对利用满文档案治史的青年学子，产生了负面的消极作用；更阻碍了以满文作为新材料、研求新问题，进而发展新学术之动力。
我们不期望每位研究者都能成为“预流”的大师，也不敢批评不使用满文档案者就是“未入流”，只期望清史学界能够维持开放的态度，就史论史，正视满文档案的重要性，尊重满文文献研究者与档案整理者的专业性，不要因为个人偏见而阻碍新学术之发展。试想，今日中国治上古史、秦汉史、唐史的学者，会摒弃甲骨、简牍、敦煌写本等新材料而不用，反倒强调其史料局限性吗？同理，谨慎笃学的清史学者，难道应该贬低作为新史料的满文档案，而片面强调其局限性吗？
因为研究对象的问题之不同，地域之不同、民族之不同，任何一种语言的史料都可能成为主要的史料，任何文种的史料都有局限性，同时任何文种的史料都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我们特别强调满文文献在清史研究中的地位和价值，是因为上述三大理由。但我们同时并不否认，满文文献存在着各种潜在的不足。问题在于，我们不能故意贬低满文文献的价值，片面强调汉文文献的价值和作用，似乎仅仅掌握了汉文，就能搞好清史研究。如这样，我们的研究就会在可恶的民粹主义干扰和学术的鼠目下，永远原地踏步，甚至是后退。
一个健康的清史研究，应该是重视多语种文献在清史研究中的重要性，不应先入为主地指定某一语种的文献为“主要的”，某一种文献为次要的或者无用的。更不应该的是，以满文文献的局限性为说辞，为只会利用汉文传世文献进行“研究”的老路子辩护。这个路子早已把中国清史研究带入了死胡同。在王国维呼吁多语文献的重要性和相关人才培养的紧迫性之后近百年的今天，如我们再发出不合时宜的声音，只会让历史又一次倒退。 ■
录入编辑：张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