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陆到台湾的许多老兵退伍后开三轮车。我到台湾第三年，台北市取缔三轮车，政府便辅导这些三轮车夫转业为计程车司机。也有不少开食摊的，师大旁边龙泉街便有许多老兵开的各种南北小吃档，价廉物美，五毛钱只有卤汁和葱花拌的阳春面也好吃得很，是灌进塑胶袋里带回宿舍做宵夜的。龙泉街有家较体面的小饭店，具备了五六张桌子和长板凳，墙上贴了字条谓“不谈国事”。
我家人对台湾的印象很笼统，我到师大读书之前，唯一到过台湾的是我叔叔。他加入马尼拉的国民党艺术宣传队，吹单簧管，数次乘军舰到台湾劳军，蒋经国执政时代被委派为“党务顾问”。我在台湾时，阿嬷曾加入广东中山同乡会旅游团到台北庆祝双十节，将近七十岁第一次乘飞机，风风光光地参加节日游行。我和表姐随团赴台北中山同乡会的招待茶会，见到孙科、五短身材的王云五，还有戴着水钻冠冕、艳光照人的该年度美国华埠小姐，和一对来自秘鲁只会说西班牙话的姐妹花。
那时离“二二八事件”已将近二十年，我们这些外来人并没觉察到“本省人”和“外省人”之间有什么矛盾；大家似乎都非常珍惜一天比一天好的平常生活，并且不吝于分享，空气中有股久病初愈那种经涤净的安宁。表姐和我偶尔到基督教聚会所做礼拜，碰上一位举止优美、四十开外的空军寡妇，十来岁的叛逆儿子很少回家，她在某机构做个小职员，常做一桌佳肴请我们吃饭，为的只要听听年轻人的声音。
我赴台需要“保证人”，母亲请她已回台湾的两位老师彭震球和裴溥言替我作保。他们不认识我，负这责任是有些风险的。我和表姐备受他们热情招待。裴溥言在台湾大学教中文，丈夫糜文开是位外交官兼佛学家，在他们家不但吃到饺子，还见到饺子皮是怎样擀的。裴教授中学年代在天津，曾帮父亲翻译重庆传来的密码电报，冒着随时被日军拦截的险，骑脚踏车到处送情报，《溥言杂忆》（2004）里有记载。1970年我离开台湾不久，糜先生因在泰国和大陆去的官员同拍了一张团体照，被指“通敌”锒铛入狱，一关就是十五个月。裴教授除讲课外，要照顾家里的老母和幼女，还要每天换数趟公交去探监，带菜饭让糜先生和同狱室的人共享。
暑假来了，我在耶稣会办的耕辛文教院找到一份工作，替一位研究语言的奥地利神父打字；走廊对面是张志宏（George Donoghue）神父的办公室，他是爱尔兰裔美国人，眼睛差不多全瞎，办个辅助原住民的山地工作团，并定期举行文学研讨会，鼓励台大和师大的学生写作；我没参加这些团体，闲来却常去和他聊天，他是我平生遇到第一个专心聆听我发挥言论倾诉心声的“大人”。
该年秋师大举办英语演讲比赛，张神父鼓励我参加，中文系的我居然得第三。不久有个美国报人到台北讲演，星期六临时找不到翻译，我们系里教哲学的张起钧教授想起我，便到女生宿舍把我叫醒，我还没来得及紧张，到场就开始中译英、英译中，那年头台湾英语流利的人不多，张教授觉得简直不可思议，收了我做干女儿。张教授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的，以胡适的传人自许，除教书外，办一份叫《自由报》的刊物；张太太是位中学教师，很会做菜，日式庭院里经常有饭局请学界政界要人，叨陪末座的我自此以知识分子自居。
第二年春，以美商为主的台湾狮子会办了个英文论文比赛，题目是“世界和平”，奖金不小，张志宏神父又鼓励我参加。我忘了有什么真知灼见，无非是天下文章一大抄，却得了头奖。当会长的台北美国学校校长开车送我回宿舍，问我未来有何规划，我说我英文既然不错，可能做个英文秘书吧。我以为女人足以自立的职业就限于此了。他哈哈大笑说：“你目标未免瞄得太低了。有没有考虑到美国念书呢？”我说：“我父母没能力供我到美国念书的。”他说：“你应该可以申请到奖学金的。可先来美国学校教中文存点钱，我们待遇很不错。”他说给我听，我吃了一惊，台湾大学一般教授薪水都没那么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