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且慢，先来读这段话：“党锢诸人甘戮如饴、杀身成仁，尚得以道德英雄的形象流芳于后世。他们的妻子仅因‘罪人’家眷的无辜身份而横被祸延，受尽荡产倾家、颠沛流离的困厄，却几乎如同什么也没有发生过那样地一概被历史与后人遗忘。这公平吗？”读完这段话，我们会不会觉得，如果仅仅从职业规划角度来理解这篇文章的意义，是不是太过轻飘，乃至势利？使失语者发声，最初正是建立在那些有良知的历史学家对既往学术盲点的道德反思之上，但随着它日益成为一股潮流，在今天的很多学人那里，实际已沦为一种学术利益的算计结果，其目的不过是在一场智力马拉松中迅速出人头地，这样，“自下而上的历史”乃真的成为一句“政治正确”的口号。然而，这样的心灵真的能听到历史车轮碾压下的细微哀鸣吗？
在此基本立场上，姚先生绝不稍加退让。比如，对好评如潮的《让子弹飞》，他就不买账——因为这影片“毫无顾忌地把普通人民当作可以肆意践踏的形象来表现”。
不过，有必要提醒的是，我们不能把姚先生的意思理解为，凡“普通人民”的所作所为便天然合法。作为独立个体，每一个“普通人”可能都是弱者；可是，随着他们被集结、利用和操控起来，组成一个“集体”，就很快化为强权机器的一个齿轮，理直气壮地参与对“少数人”的迫害，哪怕后者原是他们的家人和邻居。对此危险，姚先生有着清醒自觉。他强调，即便是“国家”，即便是为实现一个“政治上正确的目标”，也“不能肆无忌惮地践踏少数人或者哪怕只是个别人的合法的个人权利”。警惕“大多数人的暴政”、保护“个性”，乃是自由主义传统中最可贵的思想准则之一。十八世纪以来的历史告诉我们，以个体方式存在的“人”，一旦为“人民”和“国家”的集体镜像所摄，很容易就成为极权统治的帮凶；而暴民政治的终端，必定站着一个暴君。这是“现代”政治权力的结构性特征。要防止“国家”和“人民”的名义被盗用，就必须从保护作为“个体”的“人”∕“民”入手。
我想补充的是，从类似现象出发，我们也应进一步注意到，“弱者”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身份”，而是具体社会情境格局下的产物。一旦情境改变，也许只是转瞬间，面对不同对象，有些“弱者”便立刻变身“强权”的一部分——比如一个在外受气、回家打老婆泄愤的小工。因此，站在弱者一边，不只是针对个别弱者的同情，更根本的是对社会权力场格局的反省。这要求我们在一个动态的社会网络系统中观测强权的运行轨迹和方式，兼从“角色”而不只是“身份”的角度观察人——“角色”由特定社会情境决定，“身份”则受制于宏观的社会结构，这两种视角，一个也不能少。其实，仅就概念而论，强弱与对错本属完全不同的范畴，彼此并无直接对应关系；但在实践中，权力场的结构特征却决定了，弱者往往缺乏必要的保护，更容易成为强权的牺牲品，因而也更值得予以特别保护——可是这的确不是说，“弱者”本身就代表了正义所在。
所以，要研究强权，就不能不研究“弱者”。首先是因为，弱者是强权塑造的结果，从他身上才能清楚分辨出强权的实际效应；其次也是因为，有一种强权正是通过将自我界定为“弱者”而获得合法性的。姚先生书中《走调的“终战”纪念》一文，谈到日本右翼势力对年轻一代历史记忆的扭曲，而他们所使用的一个基本手段，就是反复陈述、展示原子弹给广岛、长崎人民带来的苦难，却丝毫不提南京大屠杀、慰安妇等暴行。对此，姚先生指出，包括日本普通民众在内的所有人，在战争期间所遭受的痛苦，都“理应为世人所牢记”，可是，这绝不等于“正义与非正义”之间的区分是不必要的。事实上，在我看来，只有厘清正义和非正义的界线，才是处理战争遗产的唯一方式，否则，任何片面的宣传只不过是在为下一轮战争埋设伏笔而已。这一实例提醒我们，“受害人情结”如何可能成为一种歪曲事实的手段：其中的关节点就是将“受害人”的身份孤立化、固定化，切断它和历史前后文的内在关联，而抵抗这种歪曲的最佳方式就是反其道而行，将其重新放回关联互动的历史脉络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