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弱者一边，并不代表无视于具体的现实情境和社会利益，一味徒唱高调，相反，它更需要我们对人类社会诸种权力与利益因素的频密互动及其多元后果保持足够的敏感。身为史家，姚先生对历史的吊诡之处有着深刻的了解，这保障了他不会把充沛的道德情感直接转化为历史判断的唯一尺度。他很清楚，历史绝不是按照线性的伦理运转的，相反，“是历史的‘合力’，将人类所蒙受的很多灾难性事件转换为推动他们福祉的客观条件”。在实际的政治和社会困境面前，简化人类互动的复杂效应，不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甚至会导致后果与初衷背道而驰，使得人们的道德热情陷入进退失据之中。
明白这一点，对我们直面今天这个世界，尤为紧要。这是因为，最近几年欧洲所发生的一系列暴恐事件和移民潮所引发的社会危机，已经使得“政治正确”原则声名狼藉；甚至有人提出，正是西方人对殖民主义行径的负罪感，为他们的对手打开了野蛮复仇的大门。按照这种逻辑推论，我们似乎就只能认定：历史是铁血铸就，丛林法则是唯一的选项。
但问题是，“政治正确”原则所遭遇的危机，是它本身的必然结局，还是人们对它使用失当的结果？姚先生的观点显然倾向于后者。在一篇讨论中国当代大众文艺创作的随笔中，他敏锐地觉察到“口号式的‘政治正确’”对“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正确’”的损害，只有艺术家不再僵化地理解这个原则，“才能在自己的作品里充分表现出‘对复杂性的回应和关怀’的不朽的人文主义精神”。姚先生所说的“复杂性”指什么？我们为何要对其加以“回应和关怀”？按照我的理解，这个“复杂性”是人性本身（包括其不可避免的脆弱）和人事处境的多层次、非线性互动的表现，这使得我们很难在其作用力和结果之间勾画出一条简单的对应线索。这一原因决定了“政治正确”不同于一时的慈善冲动，更不等于对其字面意思的简单执守。在将其付诸实践的过程中，必须充分评估各种相互冲突的原则和局部利益的关系：它们组成了一个雷区，这个雷区无法单靠理想主义精神凌空飞掠，而只能在现实主义原则的辅助下，以戒慎恐惧的态度小心穿越；可是如果没有理想主义光芒的照耀，我们又如何辨别眼前纵横交错的泥途？
这一结论的适用范围当然不限于艺术创作，也一样适合于历史研究。姚先生不赞同把蒙古帝国的历史简单地等同于野蛮对文明的征服，因而对杉山正明等人的著作予以了积极肯定，但他同时也强调：“揭示蒙古帝国与现代世界形成之间的历史联系，并不意味着要为当日蒙古对他国的侵略和蹂躏进行申辩。”在这一点上，他并不为了结论的新颖而大做全盘翻案文章。他尊重历史中复杂线索的纠缠导致的不经意结局，但仍然坚持聆听弱者的哀号：结局的伟大并不足以把丑恶变成辉煌。显然，对人类事业的成败得失进行现实主义的冷静分析，并不意味着理想主义被迫退场：用道德信条取代利弊核查固属短视之举，但纯用利益算计来引导历史走势，只能把人类带至你死我活之境，而难道只有这样才是睿智和高明？
就此而言，我们需要做的，不是把“政治正确”当作各种危机的替罪羊，而是需要探索一种真正负责的“政治正确”原则。这要求我们在“理想主义”的指引下，又对时刻变化中的社会权力网络保持一种“现实主义”的清醒态度，认真考量每一决策可能引发的政治伦理后果（当然，没有任何一种预期可以是笃定的、全面的，它们总是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做出调整，但这丝毫不等于预期这一行为是不必要的），临深履薄地维持利益和道义的动态平衡，才能最终使道义选择变为真正的利益所在。
因此，站在弱者一边，就是同时担当了道义和智识的双重责任。它不单是一个政治伦理姿态，也是一种综合观察各种具体情境下权势脉络的区分与变动并做出恰当调整的因应能力。用姚先生的话说，就是要“以良心为道德内容，以当下、直接的照察和判断来紧扣良心、印证良心”。正是这种“当下、直接的”心智工作，精确引导了我们同情心的流向，也为理想主义精神提供了细腻保护，使其不至因屡受蒙骗而遭到人们的冷落和遗弃。就此而言，姚先生这本书为我们理解“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正确’”提供了一个起点。
录入编辑：洪振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