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历史编纂学传统乃是全世界最伟大的传统之一。其历史之悠久，唯有始于希腊的欧洲历史编纂学方能与之媲美。这一传统还包括，中国很早便着手就当时已知的世界进行历史写作。在1500年左右开始的地理大发现时代之前，这个“世界”在欧洲人眼中当然也还不是那个圆圆的地球。它是由大帝国和大范围传播的宗教所构成的世界。由于中华帝国幅员辽阔，并与邻邦以一切可能的形式建立了多层面的关系，因此中国历史学家很早便学会了从大的关联着眼进行研究。当然，这并不妨碍他们同时也可以成为某个特定地域或地区的史学专家。欧洲的情况也是如此。
在十八世纪，当一种名副其实、囊括全球所有区域的世界史书写在欧洲出现时，尽管中国仍然处于清帝国三位伟大皇帝统治的盛世之下，但它却对外部世界所知甚少，更遑论对其历史的了解。当时在欧洲诞生了地理学，它为无数科学考察和军事远征所获得的知识赋予了学术上的价值。与此同时，欧洲人开始着手用其他文化所独有的语言去研究这些文化，在这方面，其他任何地区与欧洲相比都望尘莫及。正是这些因素，为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世界史研究的繁荣创造了条件。
但是，在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后，西方人对欧洲、北美以外世界的历史重新失去了兴趣。当时流传甚广的观念认为，亚洲人和非洲人是“没有历史的民族”，它们的过去可以忽略不计。只有马克思主义仍然坚守着普世性历史观察的理念，但它在理解非欧洲社会的独特发展之路上同样存在困难。为此，它提出了诸如“亚细亚生产方式”之类的构想。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J.汤因比满怀雄心，埋首撰写一部包罗万象的世界史。他最后完成的著作厚达十二卷，其壮观尽管令人为之叹服，但是这些作品对近几十年的世界史研究革新却影响甚微。今天，再没有人能够拥有如汤因比一般纵览全局的视野，而且倘若真的有哪一位学者胆敢以如此事无巨细的方式描述人类的完整历史，想必会令人感到惊讶。另外，汤因比使用了一种由其独创的历史学理论。然而这种理论过于复杂独特，以致无法被其他学者借鉴和继承。而且，这种理论与最新的历史学研究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矛盾。
因此，从根本上讲，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掀起的世界史热潮是一个全新的开端，它是在人类对世界各地区历史的全面和高水平研究的前提下发展起来的。这些研究最迟是随着西方殖民帝国的终结开始的。早在“全球化”成为妇孺皆知的流行词之前，世界历史学研究便已在全球得到了普及。
本书包含了大量的史料和数据。但是，它并不是一本供人们查阅这类史实的辞典手册。今天人们要查找这些资料，可以借助其他文献或者互联网。拙著从本质上讲是一种解释。换言之，其有趣之处在于书中叙述的单个史实之间的关联。当然，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联系是主观的。因此，本书并不奢望能够成为对十九世纪最终极和最权威的解释。其他作者完全可以对这些史料做出自己独特的解释。这种多样性，正是当下历史写作的魅力所在。它不是肆意和武断的，而是必须与学术研究的步伐紧密相随。其所述史实必须精确无误，其解释必须合理且具有说服力。但与此同时，当代历史写作也为研究者开启了一个巨大的自由空间，使每个人都可以将自己独有的风格赋予其上。
因此，本书不是一本百科全书，但也并未走向另一极端：将提出某种独辟蹊径的宏大理论作为目标。其他世界史学家的著作正是凭借这样的理论而名扬天下。这些荣誉当属实至名归。彭慕兰的《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便是一例。该书也在中国引发了热烈的讨论。人们无法在这两种写作类型之间做出选择。两者都是必要的，合乎情理的。我之所以决定撰写一部由无数微小关联构成的历史，是因为与那些阐述宏大理论的著作相比，这类历史写作迄今较为罕见。
为此，我刻意避免把“西方崛起”这一宏大命题置于本书的核心位置。以往有许多学者都曾尝试对这一问题做出解释。卡尔·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都曾致力于这方面研究。在这些尝试中，没有哪一种解释能够赢得广泛的认同。正因为如此，再多一种解释或许只是画蛇添足。另外我也不得不承认，我对大陆与民族的“名次排列”毫无兴趣。当然，如今没有人能够对中国的崛起视而不见。同样，如果就此做出西方衰落的论断，显然也为时过早。历史不是足球联赛，也不是音乐排行榜。所以，我对民族的排名始终兴味索然。
另一个需要指出的问题是立场和视角。今天的全球史与以往的世界史传统是有明显区别的，它十分强调要避免以“欧洲中心主义”作为观察视角。这是值得赞许的一大变化。当然，欧洲人很长时间以来都是从欧洲中心主义的立场出发来书写世界史的。哲学家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870-1931）便是这种欧洲中心主义立场的突出代表，尽管其历史哲学观也包含着不少迄今仍然富有启迪的要素。在黑格尔之后的几代学者中，有关世界史的著作在对古埃及的叙述后，大多对亚洲、非洲和美洲甚少关注。这些著作在论及中国时，往往只是一带而过。著名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晚年撰写的多卷本《世界史》（Weltgeschichte）几乎全部是围绕欧洲展开论述。
在本书中，存在着一种无法解决的矛盾。一方面，它在原则上并不愿从欧洲中心主义出发去展开分析；另一方面，它所论述的这一历史时期，恰恰是欧洲在世界竞争中表现得如此强势、富有、极具影响力的一个时代，这种状况是空前绝后的。因此，倘若本书对欧洲有所偏重，绝非出自欧洲中心主义的偏见，而是由欧洲在十九世纪世界史上的重要地位所决定，这种地位是客观的，是经得起实证检验的。欧洲从不曾像在十九世纪一样，如此势不可当，并被世界其他地区如此多的人奉为参照和定位的坐标。
世界史从来都不可能以一种完全局外人的立场书写，比如说从火星的角度。写作者总是以某种方式将目光“聚焦”于某一处。但是，倘若这种聚焦成为压倒一切的主题，倘若作者从欧洲中心主义、美国中心主义、中国中心主义或伊斯兰中心主义的视角来书写，那么他所写就的，不可能是一部真正的世界史。同样，在真正的世界史写作中，关于自己的国家在世界史宏大关联中所处的地位问题，也不应成为作者强调的重点。当然，世界大背景下的民族史是无可厚非的，它是历史编纂学中一个合法的分支，但是人们绝不能将它与世界史混淆。
于尔根·奥斯特哈默著《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即将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录入编辑：洪振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