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是清华大学历史最悠久、成就最辉煌的学科之一，1911年建校初期就开设有中国史、西洋史等课程，1926年正式成立历史系，著名学者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等先后在该系执教，形成了中西交融、古今贯通的学术传统，培养了不少高水平的史学人才。今年恰逢清华大学历史系成立九十周年，我们邀请了长期在该系任教的张国刚教授谈谈这近百年来的建设与发展。张教授主要致力于中国古代史、中西文化交流史及史学理论的研究，2003年加盟清华历史系，参与并见证了该系的复兴。
说起清华大学，就会提到国学研究院，它是否给后来的历史系留下了办学经验和基础？
张国刚：清华最初是留美预备学校，后来要办大学，同时想办一个高等研究院——由于其他学科的条件还不具备，就先办国学。办国学研究院还有其他一些背景，首先就是一战后西方对自身文化的反思、对东方文化的重新认可。那时候，梁启超正好在欧洲考察，做了巴黎和会的民间参会代表，所以“五四”运动期间，很多消息是他传过来的。他在《欧游心影录》里想告诉大家的意思是，我们不要轻易抛弃自己的文化，西方人还期盼着东方文化去救赎他们呢。第二个背景是欧洲那时候兴起了汉学热——1925年，清华国学院成立时，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成立了新的汉学系，创办人是卫礼贤（Richaid Wilhelm，1873-1930）。他于1899年来到中国，1900年在青岛创办礼贤书院，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多年，跟劳乃宣等人都有来往。他在法兰克福大学汉学系成立时宣称，在北京也会有一个类似的机构成立，指的就是“清华国学院”。第三个背景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兴起。十八世纪时，有个英国东方学家叫琼斯（William Jones，1746-1794），他在印度开东方学会议时，公布了自己的研究成果，表示印地语、梵语等印度本地语言跟欧洲是一个语系的。其实，他们都是雅利安人。所以，两者的文化关系是很密切的，这对东方学有很大的推动。整个十九世纪，印欧比较语言学的研究成就非凡。到了1900年前后，斯坦因、伯希和等人在敦煌、吐鲁番等地发现了大量的西域文书，包含中文、胡语（包括梵文、巴利文等），反倒是印度本土没有留下太多梵文文献。这些新资料的出现，更加推动了东方学的发展。其实，面对这些新资料，中国人是最有发言权的：历代正史、《大唐西域记》、中古时代求法高僧的传记，里面都有印度历史，西域文书中有很多中文材料。所以，陈寅恪做的就是这方面内容。因此，清华国学院从一开始做的就是高深的学问，用的是科学的方法。当初它找教授时，有三个要求：对中国文化有比较贯通的了解、对欧洲和日本的东方学与汉学要了解、要结合科学方法和传统考据做研究，最终结果是要找出中国的国魂，增强民族自信。
在国学院第一天开学时，梁启超做了一个关于中国书院的演讲。我个人认为，这几位导师对国学院的定位是不一样的。吴宓是想做西方的研究院，搞研究生教育；陈寅恪可能是想模仿德国的普鲁士研究院，做一个研究机构；而梁启超的理想是书院——传统的师傅带徒弟模式，选一个题目跟着导师做就可以了。这跟德国也有点像——德国的洪堡大学是现代大学的起源，与牛津、剑桥等教会大学不一样。可是后来，钱端升等人留学回国，到清华任教，掌握学校权力，同时大学机制也逐步体系化，就想把国学院拆分了，分流到各个院系去——现在台湾是这个搞法，院系之上是研究所。吴宓因此就闹辞职，而且吴与清华教务长张彭春（张伯苓弟弟，留美学习教育学）关系也不好。当然，背后真正操刀的是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的罗家伦。最后，国学院停办，人员星散，比如陈寅恪就改由中文系和历史系合聘。当时的系主任是陆懋德，是清华学堂第三批留学生，与姜亮夫等一起留美回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