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刘志伟、孙歌的《在历史中寻找中国——关于区域史研究认识论的对话》（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9月），书名首先让我想起美国学者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中华书局，1989年），尽管书中似乎并没有提到柯文的理论。其实在核心观念上，柯文强调从“中国史境”（Chinese context）中寻找“中国问题”，而对“中国问题”则强调要按照中国人自己的体验去认识和理解，还有他强调所谓的“中国中心观”必须以区域研究为中心，以及强调历史就像生活一样是人与社会不断相互作用的过程，这些论述与本书的基本内容均有交集。另外，从柯文对施坚雅的区域性城市研究的赞扬和对法国年鉴学派的吸收，以及他在中文版前言中特别提到的几部美国学者的中国史研究专著，也不难看出他的“在中国发现历史”在思考维度与路径依赖方面与在“历史中寻找中国”的相似性。
当然，毋庸置疑的是，“在历史中寻找中国”远比上世纪七十年代柯文提出的“在中国发现历史”要深刻和精准得多。何谓“寻找中国”？刘志伟认为“寻找中国”意味着他的研究不以“中国”为一个不言而喻的历史主体，这是他首先要表达的立场；其次，既然中国不是一个不言而喻的历史主体，那么，我们深入其中去寻找“中国”的那个“历史”，逻辑上就不是“中国”的历史，而是由人的行为建构的历史，“中国”必须在这个历史中才能够被认识；最后，既然“中国”要通过历史来认识，那么国家和区域、整体和局部都同样重要，在区域中同样可以带出普遍性和整体性问题（150-151页）。这是非常直率和深刻的 “即时想法”，作为历史学家的良知与洞见以及率直性格跃然纸上。应该注意的是，在这里轻轻带出的普遍性与整体性问题在对话中（见第二章）有比较深入的讨论，他揭穿了历史研究中以论证抽象的普遍性为目标的虚假性。又比如，刘志伟认为“王朝国家通过暴力控制力一大批编户齐民之后，要绑住这些编户向其纳粮当差，首先是要劝课农桑（要提醒的是，王朝时期的劝课农桑，在性质上，不是今天人们所说的发展农业生产，而是一种强制当差的政策），然后，为了避免竭泽而渔，要努力轻徭薄赋，但是这个目标总是会逐渐远离，赋役负担总是趋于加重”（61页）。这短短的一句话，几乎就是一部浓缩的中国农民与王朝的关系史，令人想起农业经济学家董时进关于农民深受国家政治权力奴役的研究和深刻洞见。
该书的对谈内容涉及如何看待国家与人的历史的差异性、如何从人的行为研究制度的历史、如何看待历史研究中的“中心”与“边缘”和局部与整体的关系、如何在区域研究中寻找国家、最后如何在历史中寻找“中国”，显然这是以刘志伟对区域史研究基本理路以及对“华南学派”的总结与反思为核心的，用刘志伟的话来说，就是要把自己的历史观“底牌”亮出来。而作为全书附录、超过全书的三分之一篇幅的《走进乡村的制度史研究——刘志伟教授访谈录》，更为了解他的研究心路和“华南学派”提供了很好的研究文本。有点遗憾的是，全书既然是在录音记录稿的基础上经过了删削和补充的重新整理，但是没有对所谈到的一些比较重要的观点、史料等给出注释。尤其是考虑到该书内容中涉及不少学者之间的研讨与论争，必要的注释似乎是不要省略为好。
刘志伟非常重视以国家为中心与以人为中心的两种研究进路的区别，第一章就是“从国家的历史到人的历史”。他认为史学的传统从一开始就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国家机制，人的行为也只有在国家历史的逻辑下才有意义，至今仍然没有真正走出从国家出发演绎或解释历史的逻辑，原因还是“由于历史学方法以国家为分析的逻辑起点这个传统根深蒂固”（16-17页）。但是在这里或许应该更为明确地认识到，现代的国家史学是在十九世纪随着民族独立国家的崛起而占据主导地位的，这是可以理解的；即便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有了由法国年鉴学派所推动的新史学对仅强调政治、宪法、军事与外交专题的传统国家史提出了挑战，并以从地方到全球的各种尺度将社会、经济与文化问题作为新的研究，然而国家史仍然占据中心地位，真正可能的发展是不再孤立地看待和研究国家史（参见阿兰·R. H.贝克《地理学与历史学——跨越楚河汉界》，194、199页，阙维民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那么，刘志伟的观点所强调的其实是对历史的解释必须以人为中心，而非笼统地反对研究国家史。他以国内学者对施坚雅“区域”理论中关于“人之互动的空间形构”的核心观点的忽视为例，说明国家王朝的历史逻辑在我们学者的头脑中是如何根深蒂固（18-19页）。“如果我们的历史是以人为主体，那么在方法上，解释逻辑也一定是从人的行为出发，结构只有在人的行动中才有意义。……在历史研究中，我们总是从人的活动去把握和解释规范其行为的结构，同时我们也要研究人的行为如何改变和创造新的结构。因此，只要把人作为你要研究的历史过程的主体，在流动状态中去把握普遍性就成为不言而喻的了。”（47-48页）如果说在文学研究中早就有“文学是人学”之说的话，那么在历史研究中的“人学”的确仍有待建立。在国家与制度如何形成、革命怎样伟大正义等论述中，往往隐没了真实的人的行为活动与心理体验，强调人民是历史主人的时候，“人民”只是一个被国家意识形态赋予某种特定涵义的范畴，真正的人的历史被消解了（25-26页）。问题是，被历史研究所忽视的真正的人的活动与能动性，在现实生活中仍然存在，仍然形塑着真正的中国问题或“中国原理”，有点可惜的是在刘志伟的论述中对此没有涉及。研究安源革命史的裴宜理发现，如今对中国革命的再阐释往往都忽视了革命中的绝对主角：普通中国民众。这就是以人为主体的历史研究与以人为主体的现实斗争的连接点，无论从何种角度理解“找回革命”的说法，我们的确无法释怀的是，“中国人民付出了如此高的代价……我们没有理由不去重新发现和找回他们的革命”（裴宜理《找回中国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