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改制的思路，就是要重新恢复汉武帝的那一套办法，把对政治和经济的控制权，重新掌握在国家手里。
在中国历史上，王莽是以“虚伪”著称的。然而，对这样的一个人物，一切都以“虚伪”来解释，说它简单化，恐怕还在其次。王莽之所以能够夺权篡位，自己做皇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代表着那个时代的社会理想。然而，毫无疑问的是，强烈的帝王意志，又使王莽毫不犹豫地背离了这种社会理想，而在失败的道路上迅速走向灭亡。
王莽改制前的历史形势
汉初，一切放任无为，诸如盐铁之利、铸币之权，都赋予了私人；赚了钱的人，财大气粗，胡作非为，毫无顾忌地兼并土地和人口。在这样的放任之下，六七十年之间，一个经济实力雄厚而又无所忌惮的豪强兼并势力就形成了。但是，到了汉武帝时，因为大肆对外开战，拓展疆土，国家几十年的储积，转瞬之间告罄。于是，国家开始向商人征收车船税和现金税，叫作“算缗”；再后来，则干脆实行“告缗”，鼓励民间对隐瞒财产、逃避国家税收的行为相互告发；隐瞒的财产一律没收，并以其一半奖励告发者。“告缗”的结果，是国家“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抵破”。就这样，汉兴以来所形成的豪强兼并势力，基本上被消灭殆尽。
除了算缗和告缗，汉武帝还实行了盐、铁、酒官营和均输、平准等统制经济政策。在这一过程中，国家把大量商贾吸收到官僚队伍中来。这一方面，固然是要利用商人在经营工商方面的经验；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以商抑商。而在此之前，从事此类事业的商贾，从来都与官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他们一旦变身为官，更是长袖善舞，与有权有势的贵族、官僚越发紧密地勾结在一起。于是，当“盐铁富家者”变身为政府官员时，“贵人之家云行于涂，毂击于道，攘公法，申私利，跨山泽，擅官市”的局面就形成了；而在实行均输、平准的过程中，“豪吏富商”、“轻贾奸吏”，“私作产业”，“积货储物以待其急”，“收贱以取贵”，更成为家常便饭，结果就催生出一股与政治特权关系更紧密的新的豪强兼并势力。
武帝去世，昭帝时，西汉召开了盐铁会议。之后，朝廷逐渐放松乃至放弃盐、铁、酒官营和均输、平准等统制经济政策，重新采取放任政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在这样的情况下，由汉武帝统制经济政策所催生出来的新的豪强兼并势力，便迅速膨胀起来。一如《汉书》所说：“诸侯王、列侯、公主、吏二千石及豪富民多畜奴婢，田宅亡限，与民争利，百姓失职，重困不足。”而对国家伤害最深刻的，就是凭借着与皇亲国戚及朝廷高官的勾结，“天下郡太守多为奸利”。这使得汉朝不仅经济上基本为豪强兼并势力所控制，朝廷对地方也处于基本失控的状态。
王莽的改制，就是在这样一个历史大背景之下发生的。而他改制的思路，就是要重新恢复汉武帝的那一套办法，把对政治和经济的控制权，重新掌握在国家手里。
王莽平均地权的社会理想
随着豪强兼并势力的急剧膨胀，社会上也激起了一股巨大的反对兼并、平均地权的思潮。儒生，毫无疑问是这股思潮的中坚。儒家对经济平等，向来都是极为重视的。孔子说：“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而孟子所摹画的井田制，其实就是希望通过平均地权，阻止“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的事情发生。然而，时当列国争霸，各国为了富国强兵，要奖励军功，要增加税赋。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之中，想要平均地权，是不切实际的。所以，无论平均地权的思想在社会上有多么普遍，都不可能造成实际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