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封信中，徐悲鸿坚持强调人物画、写像艺术的重要，形象思维写实的重要，才气之外学力功夫即绘画技巧能力的重要，而且他自己也是一直这样实践的。因为他秉持一种理念：“绘画之重点在人”，要多加研究。这封信也再次证明，徐悲鸿对任伯年的评价发自内心，非常辩证，经过深思熟虑，反复比较，论其长短，真诚而严谨。并且他认为，中国自有画以来，如任伯年全能特异卓绝者，仅二十人以内而已。这可视为徐悲鸿撰写《任伯年评传》的预演和前奏，酝酿已久。到是年冬天，已趋于思考成熟，他走笔成文。
在《任伯年评传》中，徐悲鸿指出：“学画必须从人物入手，且必须能画人像，方见工力。及火候纯青，则能挥写自如，游行自在。……故举古今真能作写意画者，必推伯年为极致。”“伯年于画人像、人物、山水、花鸟，工写、粗写，莫不高妙，造诣可与并论。盖能博精，更借卓绝之天秉，复遇渭长兄弟，得画法正轨，得发展达此高超境界。”徐悲鸿接着强调：“但此非徒托学力，且需怀殊秉。不然者，彼先辈之渭长昆季曷无此诣哉？”徐悲鸿记任伯年杰作，也较信札为详：“首推吴仲熊藏之五尺四幅《八仙》，中之韩湘、曹国舅幅，图作韩湘拍板、国舅踞唱，实是仙笔，有同（陈）之初藏之《何仙姑》。……此等珠圆玉润之作，画家毕生能得一幅，已可不朽。矧其产量丰美，妙丽至于此哉！此则元四家、明之文沈唐所望尘莫及也！吾故定之为仇十洲以后中国画家第一人，殊非过言也。”并说，只是“伯年为一代明星而非学究，是抒情诗人而未为史诗，此则为生活职业所限”；方之古天才，近于太白而不近杜甫。
综上所述，关于任伯年的评价从信札到评传，徐悲鸿这些论证，并非心血来潮，更非表面应酬——他完全没有必要，去讨好已故的海上画坛领军人物任伯年。何况，徐悲鸿还尽其心力，以油画妙笔作《任伯年画像》，让人们在研读《任伯年评传》时，一并领略到任伯年的独特风采。
补记：2015年8月24日，我在“上海书展”购得《回忆张大千》一书，读了数篇文章颇有感触。
徐悲鸿先生四十岁时评说张大千为“五百年来第一人”，比《任伯年评传》早了十四年，显然赞赏之余，缺乏周密思考、逻辑论证。以至于《张大千画集》出版三十六年之后，张大千在1972年“四十年回顾展”的《自序》中这样说：“先友徐悲鸿最爱予画，每语人曰：‘张大千，五百年来第一人也。’予闻之，惶恐而对曰：‘……是何言也。山水石竹，清逸绝尘，吾仰吴湖帆；柔而能健，峭而能厚，吾仰溥心畬；明丽软美，吾仰郑午昌；云瀑空灵，吾仰黄君璧；文人余事，率尔寄情，自然高洁，吾仰陈定山、谢玉岑；荷芰梅兰，吾仰郑曼青、王个簃；写景入微，不为景囿，吾仰钱瘦铁；花鸟虫鱼，吾仰于非闇、谢稚柳；人物仕女，吾仰徐燕孙；点染飞动，鸟鸣猿跃，吾仰王梦白、汪慎生；画马则我公与赵望云；若汪亚尘、王济远、吴子深、贺天健、潘天寿、孙雪泥诸君子，莫不各擅胜场。此皆并世平交，而老辈文人，行则高矣美矣！但有景慕，何敢妄赞一词焉!五百年来第一人，毋乃太过，过则近于谑矣！’”这里，张大千很明确：捧场过头则近于开玩笑了。
以上文字见诸张大千次女张心庆《回忆爸爸几件事》，原载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3月版，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回忆张大千》第309、310页。
顺记一笔：《回忆张大千》一书于1988年3月首次以《张大千生平和艺术》书名出版，首篇即1936年版《张大千画集》的《序》，只是我查检了上海辞书出版社所藏该书，见原《序》标题改为“五百年来第一人”，原《序》结尾“丙子三月徐悲鸿”成了“廿五年夏悲鸿”，原《序》中“纵情挥霍”下脱了“其所挥霍”。一篇短文，不知怎么，有了如许改动？
（2015年7月16日初稿，10月28日完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