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题材，还有画法的变动。画法之变始于画理之变。十九世纪中后期，色彩理论因为光学理论的研究得以突破，这直接导致印象派的产生，也刺激了巡回画派的色彩变革，更形象地说，色彩体系从画室天光转向了室外天光。你可以从苏里科夫的画中看到暗部大量使用群青等相对冷色，列宾的肤色中大量使用非固有色，列维坦的风景画中，绿色中非绿色的使用等等不胜枚举。
这套体系也深刻影响了中国油画。巡回画派除了用色上的改变，在造型上也相较过去更加接近视觉观感的丰富具体。他们有百年的法意造型传统作基础，到列宾时代已经轻车熟路，因此在塑造的笔法上更显自由淋漓。当然，变革本身不是一种优劣判断，使用更丰富的颜色、更具体的形体就更好吗？回望历史，答案仅仅是一种悬疑。我想以柏拉图的理论来简单定结：“艺术不是创造实物，而是创造形象。”
巡回画派并非完美，时人攻击诟病的主要是它文学性太强，很多“纯艺”倾向的人攻击其绘画性之不纯。到二十世纪初被欧洲人承袭的俄罗斯文明中，便有这一支的人马，如康定斯基。这样的批评有失公允，文学与绘画相濡以沫，不可能相忘于江湖。文学、绘画、音乐同出于心灵，要想呈现“纯绘画”只是一厢情愿的伪命题罢了，所谓的纯，只能出现在理念界。
巡回画派的暮年，在十月革命后成为苏维埃艺术的土壤，此传统进而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油画，如今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正厅中，扑面而来的便是这种影响。巡回画派协会中最老的会员萨维茨基在1902年写给斯塔索夫的信中说：“你要知道，巡回展览协会还活着，甚至在我们每个人死了以后，它还会活着。在我们这个混乱的时代，要保持正直的思想是困难的；然而种子一定要长出来，而不会在杂草中枯萎的”。
由巡回画派也往往会引出民族主义话题。
一些前辈认为油画本土化是中国油画的重要议题，并以巡回画派为例，但我认为民族化或者本土化的进程不能主动推进。因为这样容易使民族情结绝对化，捡了芝麻丢了西瓜。人们若以此为追求，等于先画地为牢，交出了一部分的自由。我们的先辈当初接受这些东西是因为感觉到它好，而提出民族化的问题在于觉得这“好东西”不是“我的”。它们是不是“特洛伊木马”？我们很难从表面断定，但几乎可以肯定，那些伟大的创作者们并没有颠覆和侵犯其他文明的初衷。放眼历史，有多少东西土生土长而发旺于别处，油画发源于弗兰德斯地区却在全球遍地开花，人心才是真正的水土，人心肥沃，文化就兴盛。至于是否属我，是否本土，舆论政策导向“无为”是上策。
摄影/本报记者黄亮
（本组图片为中国油画院“俄罗斯油画名家艺术作品展”参展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