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好莱坞的俗套戏剧模式，往事重述时，主角是英雄，更是柔情铁汉。然而现实中，男人坚持着信念和写作，由此而来的全部代价和日常生活的压力，很大程度却是他们的家人在偿付。到如今，好莱坞不再对“黑名单”的往事讳莫如深，但“黑名单”不仅荒废了一群有才能的电影工作者的职业生涯，更给他们的家庭、他们身边的人带去莫大的阴影，这些，是至今被忽视的。特朗勃1948年出狱后，不堪忍受反复审查和骚扰，带着家人远避墨西哥城。因为他失业，家里的经济支柱垮了大半。搬到墨西哥，孩子们要适应新环境，还要学新的语言。密茨记得，她8岁时全家搬回洛杉矶，但状况并没有得到本质改善，他们家走到哪里都是人群中的孤岛，她从很小的年纪开始品尝“局外人”的滋味，这种被放逐的孤独感陪伴她至今。在她的记忆里，父亲总是坐在打字机前，他愤世，但不愁苦，相反，他一直希望家人们不要怨恨生活。但是在贫穷和孤立中，是母亲以事无巨细的耐心和坚忍维持了整个家庭的运转，“如果没有母亲，我们这个家早就垮了。”
1957年，麦卡锡去世的消息传出时，特朗勃难得地流露了一点欢愉，当时，他对女儿们说，他对麦卡锡没有私人的仇恨，他也不认为是麦卡锡个人造成了他们的艰难时日。
但麦卡锡的死并没有解封好莱坞的“黑名单”，要到1960年，《斯巴达克斯》和《出埃及记》上映时，特朗勃的名字出现在编剧栏，那才正式宣告，他和像他一样被好莱坞放逐过的电影工作者们终于回来了。
达尔顿带着家人出席《斯巴达克斯》的首映礼，那是密茨第一次在银幕上看到父亲的名字，她至今记得那种兴奋至眩晕的感觉，可她也记忆犹新，当时身边的父亲并没有因为个人境遇的改变而原谅“黑名单”，他对密茨说:“不，这一切并没有结束，存在于那些行为背后的更罪恶的力量没有消失。”当年的“黑名单”造成300多人被审查、失业，甚至流亡他乡，其中包括卓别林和奥逊·威尔斯。
1999年，当卡赞被授予奥斯卡终身成就奖，颁奖现场几乎无人鼓掌，这个拍出过《码头风云》和《欲望号街车》的导演，不仅在政治的风暴眼里失去了阿瑟·米勒的友情，也在时过境迁后失去了观众和后辈的尊重。至于达尔顿，他用另一种人生阐释着，在噤若寒蝉的环境里，个体何以能坚持“善”，并且以“善”的原则坚持独立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