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观看《妇女参政论者》时，思绪是极易扩散的。有人类以来就一直相依为命的男人和女人，除了生理上的差别外，为什么还要规定那么多人为的“男女有别”？影片中那些“女权主义者”们会讲出很多男女应该平权的道理，诸如妇女与男子的工作是平等的，所以投票的权利也应该平等；男女应该同工同酬；女孩儿应该和她的兄弟一样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而女主人公玛德，一个生活在底层的洗衣女工，从一个运动的看客，转变为一个战士的心路历程，或许更能说明普通女性为什么那么迫切地需要投票权。
发生在12岁女童工身上的性骚扰，唤醒了玛德自身的屈辱记忆，也促使她去参加议会听证。机缘巧合之下，她向财政大臣作证时，讲起了一些往事。她讲到自己被绑在同为洗衣工的母亲背上长大，4岁时母亲便因为铜缸翻倒而被烫死，7岁成为兼职女工，12岁开始全职，每天干活儿比男人多，薪酬却不及男人的三分之二，而工作条件的恶劣导致的工伤事故和职业病总是与女工们如影随形。她的证词似乎打动了立法者，却没有换来任何改变。玛德拥有一个普通的家庭，也有着和普通人一样的“小确幸”。而当玛德问丈夫桑尼，如果有个女儿，她将过什么样的生活时，他漫不经心地回答“跟你一样的生活”！是的，如果不改变法律，女儿的命运不会改变。玛德在重复她母亲的生活，她的女儿则将重复她的，这似乎是女人们祖祖辈辈的宿命。正是改变宿命的想法，坚定了她争取妇女选举权的信念，因为选举权意味着女人们“也许有其他的生活方式”。
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家是她心灵的栖息地，也是她疗伤的港湾。而影片中，当第一次被捕出狱后的玛德想向丈夫诉说“他们是怎么对我们”，桑尼在乎的却只是周围人看他的眼神，关心的也只有自己受损的面子。孩子是母亲的寄托，而玛德对儿子乔治却没有任何权利，桑尼独自决定便可将儿子交由他人领养，任凭玛德哭得撕心裂肺也无济于事，因为正像桑尼所说，“乔治属于谁都是我说了算，这就是法律！”
这不近情理的法律，迫使玛德积极地投身争取投票权的活动，因为“你想让我尊重法律，那就让法律变得值得尊重。”“如果法律说我不能见我的儿子，我会争取改变法律。”而她们之所以成为一群类似砸橱窗、搞爆炸的行动者，正是因为她们在制定法律时没有发言权，她们的言说无人倾听，她们的诉求无人关注，“我们不想成为违法者，我们想成为立法者。”
正是有了像玛德这样来自社会底层的劳工妇女的觉醒和斗争，妇女的选举权才得以被承认。1918年，英国规定年满30岁的某些妇女享有与男子同等的选举权，同时赋予妇女享有当选议员的权利。1928年，英国将妇女投票的合法年龄降低为21岁，使妇女享有了与男子同等的选举权。
影片开始时的画外音中，曾有这样的“警告”，“一旦允许他们选举，就会一发不可收拾，之后女人会要求成为国会议员、内阁大臣、法官的权利。”今天，这些女议员、女大臣、女法官早已活跃在各个领域。而当女同胞们享受这些貌似天赋的权利时，不可忘了那些曾为此奋斗甚至牺牲的人，因为权利从来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就像1872年，因为在总统选举中投票而被捕的苏珊·安东尼女士所说的，“我们不能再乞求立法机关或国会来施舍我们投票的权利，而是要呼吁全国的妇女行使她们被忽视了太久的‘公民权’……我们还是把政府赋予权利的陈旧观念丢到一边去吧。《独立宣言》、《美国宪法》以及各州的法规都说要保护人民天赋的权利。他们没有一个人想给予我们权利……今天，这个国家的一半人口完全没有权力废除不公正的法律，也没有权力制定一部新的公正的法律。女人们对这种形式的政府管理非常失望：它在没有解释的情况下征收苛捐杂税，强迫她们遵从从来没有经过她们认可的法律；在婚姻的牢笼中，她们被剥夺了人格、薪水和孩子。这一半人群完全处在另一半人群的控制下。”
奥斯汀时代的女性只能等待一个好男人出现，《唐顿庄园》中贵族之家的女性也只能在法律的缝隙中谋求自己利益的保障。而经过玛德们的争取，女同胞们在社会上有了发言权，对生活方式也有了更多的选择。如今，一些女权主义者还在为女性获得其他权利而奋斗着，这也自然引起了一些男士的不安与不快。其实女性的要求并不多，她们所希望的无非是被人尊重的人生，因为正像玛德写给警探Steed的信中所说，“我的价值不多，但也不比你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