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绪同样出现在他对新现实主义诸子，尤其是德西卡致敬的作品中。听起来很小清新的《我们曾如此相爱》是埃托尔·斯科拉最著名的作品，这部影片也包含了对社会政治的观察，更引人注目的则是对经典影片场景元素的调用以及对新现实主义美学技巧的化用。爱森斯坦的敖德萨阶梯、费里尼的许愿泉以及各种视觉元素与文字游戏中的“典故”，毫无疑问会在观看过程中带给资深影迷极大的快感。而那些令我等同样似曾相识的风格与手法却又提醒着我们，即使形态相似，它们也只是以标本身份存在，其呈现背后的意图与当年已全不相同。《我们曾如此相爱》也如马塞尔·卡尔内拍《天堂的孩子们》、马克斯·奥菲尔斯拍《伯爵夫人的耳环》一般，就像中国诗人常以怨妇自喻，他将自己的国族化身为一个女性，以其游走于与男性多边关系的命运譬喻意大利在历史进程中曲折的路途。但这样的描述，显然不在意大利与任一阶级群体间，更可能是斯科拉回眸前一代电影浪潮时的复杂情绪。
《意大利式结婚》是德·西卡转向商业后的代表作品，而意大利式忆旧则是斯科拉的金字招牌。他以此给昔人昔时立碑，既勇敢地宣示终结以拒绝剥削，也怀着满满情意，借分外聪颖的理性，记录下往事泛黄的过程。这诗意的无用功，唯有真性情担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