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完馒头还要做年糕。“年糕就是把糯米放进木头格子里蒸，蒸了以后年糕跟砖头一样，一条一条的，上面还有糯米粉和石红和出来的红绳，特别好看。年糕蒸完晾干后，同样也放在大的水缸里，也是十天半个月都没有问题。年糕时间长了以后，也会长一些霉点，不仅可以用抹布擦，还可以蘸着水洗。弄干净之后，再切成片蒸着吃。我们家那儿在主食方面就这个特点最有年味儿，一到过年的时候，就会兴起一个蒸馒头、蒸年糕的高潮。”
还有一道要早早准备的是炒素菜。“因为吃了大鱼大肉之后要清口，就要吃一点素菜。把黄豆芽、笋干、香菇、木耳和香芹，搁油锅里一起炒，不放酱油，就放盐，炒出的菜原来什么颜色就是什么颜色。炒出一大盆来，也可以放好多天。”等这些大宗年货都备齐，“到腊月二十三灶王爷上天的那个时候，人们就开始准备年三十的年夜饭了”。
黄磊和姐姐的年夜饭记忆里，则一定有“佛跳墙”，更应景的名字是“全家福”。曹晖回忆：“每年年三十，我们家桌上一定会有全家福。先炖一只鸡，把鸡汤搁一个大砂锅里，放进笋片、香菇，自制的小肉丸子、蛋饺、虾、白肉，炸得像甲鱼肚的肉皮……我记得从小年起，父母就开始忙了。我爸剁馅儿炸丸子、炸肉皮，我妈做蛋饺，厨房里摆好多碗碟，这里一碗炸丸子，那里泡一碗香菇木耳，到春节的时候，那一大锅是最好吃的。”
和这些年夜饭记忆相匹配的北京，还是一个骑不到两个小时自行车就可以穿城而过的城市，没有多少车，有很多的大杨树、槐树……随着这些年城市不断地拆了建，建了拆，老北京城的记忆也在水泥砖头的起起落落间不断失落着。食物的命运和城市大体相似，尤其是那些更费时间和精力的食物，免不了衰败消失的命运。黄小立记得，上世纪60年代，自己常常带着茶缸，去八面槽一家有名的全素斋买泡在香油里的素什锦，现在已经没有了。还有东四朝内菜场二楼卖的水面筋，也不可再得。做扣肉时要用到的梅干菜，过去有慈溪和余姚这两个地方出产的，搁在嘴里就能当零食吃，现在找不到了。人们愿意留给食物和家庭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了，年味儿也日益稀薄。我采访过一位知名的社会学者，他甚至断言，现代性对社会组织结构的改变就是有一天家庭会消亡。
但黄磊有自己的相信和坚持。“有一天吃完饭，跟女儿一起遛弯儿，女儿说，爸爸很久没有做饭了。”这句话让黄磊警醒，“几天前在温州，我还在反省，我要放慢脚步。”他把“黄小厨”这个称呼变成了一个公众品牌，每天在微信公号上推送自己录制的关于如何做菜、如何细致生活的音频。他就像一个家庭的“传教士”，在热闹温暖的烟火气间，孜孜不倦地向大众传达着他感受到的家庭的幸福感，那种即便是平常生活也不要怠慢的郑重与讲究。
2014年，他为全家人做了一顿年夜饭。提前几天他就写好了整页需要购置的食材，亲自去超市采购，买完一样在单子上划去一笔。他主厨的年夜饭保留着从父辈传承下来的规矩：用一张大圆桌，烧一盆食材丰富的“全家福”，还有一条留到第二天才吃的装饰漂亮的干烧黄鱼，寓意“年年有余”。他煮了二十几道菜，有扣肉、素什锦、冬笋烤塔菇菜、辣椒炒鸡、豆腐、鸡汤……摆满了整张圆桌。“大家其实也不太吃得下去，但过年总是要弄一桌子菜，热热闹闹才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