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岁的得意跟着父亲，开始下地干活。父亲赵和青可不是个一般的农民，他不但识字断文，而且会卜卦测字看风水，精通当地的乐器，粗通看病开方，泥、瓦、铁、木活也会上手。干起农活来更是“种地像绣花”。他教儿子扬场、垒窖、锄苗、摇耧，锄地时腰必须弯到一定的度数，身子一定要斜着侧步，不许乱动脚；两手要攥紧锄把，叫每一锄下去都有准，不许让锄头自己颤动，而且一定要锄到庄稼边，不许埋住生地皮。往庄稼根上拥土，还须尽可能做到整整齐齐，三锄拥一个堆，要平顶不要尖顶……他又教儿子编织柳条筐，从剥柳皮破柳条开始，一丝不苟，用高粱秆子做的蝈蝈笼子，是有门有窗的“二层小楼房”，窗格子还得编成各种图案……农闲了便教儿子吹拉弹唱，以至于长大后的赵树理一手绝活：同时玩转锣、鼓、钹、旋四样乐器，同时舌头打梆子，口带胡琴还不误唱，一个人就能演出一台戏来。
因为爱戏，小得意成了村子东院的常客，那里住的都是逃荒要饭的外来户，还有走乡串村唱戏的吕家四兄弟。他在那里看到了还有比他家更苦的农民，也学会了农民那些生动粗犷俏皮灵动的土话俚语，和他终身爱若性命的上党梆子戏。他还和被爷爷称做“玩不出好来的”野孩子厮混在一起，这些没读过书的农家子弟虽然说话粗野也没有那么多规矩，但他们对人厚道，情感朴实，爱憎分明，给了得意真正的兄弟般的友情。
挑着扁担进学堂
尉迟村地处太行山王屋山深处，村民守着千年祖规过日子，波澜不惊。然而1919年的五四运动后，几个从沁水县走出去的青年学生，立志要改变山高皇帝远的家乡，他们发布告讲新文化，集资办学。次年沁水县出现了洋学堂，其中县立第二高等小学，就设在离尉迟村30公里的端氏镇。村里有家富农想送孩子上学找个就伴的，就相中了得意。赵和青想着家里窟窿越来越大，年三十都得领着儿子躲债，地都快要姓别人家的姓了，不如咬紧牙关苦熬几年，儿子将来或许有个“出路”。于是富家孩子骑着牲口，小得意一根扁担挑着铺盖卷儿，怀揣母亲蒸的一包柿子糠窝窝，跟在后头，走进了新学堂。
这回，虽然少不了被富家子弟取笑，但赵树理已经不再是逆来顺受的小得意了，和穷孩子们在一起的那些日子里，他明白了富家子仗势欺人外强中干的底细，也练就了体魄。他用成绩说话，就连以前没学过的算术，他也很快超越了老师。毕业考试，他毫不费力就拿了个第一名，得奖金大洋1元，受聘到野鹿村当初小教师，月薪5元。赵和青终于苦尽甘来，儿子一年收入60大洋，合谷子2000多斤呢。可是赵树理却并不开心，他还是个“书理明、世理不明的古板孩子”，不懂同事间的交际应酬，也不会巴结校长、地主，除了教书就是看书，一年约满，就被解聘了。他索性回到了尉迟村，“有点像被抛上岸的鱼，又回到了水里，活啦!”他每天扶犁扛锄下地干活，放开嗓子唱梆子，与小伙伴们拉呱，吹拉弹唱，参与那俏皮话成串的闲拉瞎扯，帮村里乡亲写书信、对联、庚帖、契约、债条，农闲时便起头闹社火唱大戏，不亦乐乎。赵和青眼瞅着儿子读了书却还是做了个土坷垃刨食的农民，何况已经给他娶妻生子，这上有老下有小的日子越来越紧巴，着急窝火，四处打听。终于听说长治有一个山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念书不花钱，毕业做老师，还是个铁饭碗，一狠心借了盘缠，将儿子打发去了。
这一年，赵树理19岁，第一次走出沁水县，依然是一根扁担挑着铺盖，走了一天一夜，进了学校。他入学考试成绩是第4名，自信、活泼。有个同学叫王春，常与他辩论，还领着他去图书馆，教他选书、借书。这下给赵树理打开了一个新世界，他不仅读中外小说，也读德先生赛先生，更是接触到了共产主义学说。在王春和另一位同学常文郁的介绍下，他第二年便秘密加入了共产党，并立下了教育救国、投身共产主义革命和为艺术而生、为艺术而死的人生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