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传统社会的“男女暗流”
真实的历史生活不是卫道士理想和描写的那样，它是由鲜活人性所组成。《郑风》中那种自然奔放的男欢女爱，无疑是生命洋溢的人性诗篇，尽管遭到后来的卫道士们痛斥为“淫辞”，可它毕竟反映了先民们的真实生活面貌。足见早期儒家对男女风流事是开明而赞颂的，自“程朱理学”之后，道德教条与现实生活越来越分裂，并充斥日常之中，如卫道士们有点家财顶戴，无不是妻妾成群，他们不容自家女人被指染，更不许她们红杏出墙，只能等待被爱，长守寂夜，夫死从子，名节为大。
平常人家不同于地主官绅阶级，虽然没有三房四妾，但却享有平头百姓应有的生活方式。囿于道统伦理和宗法制度的关系，男女私通只要不触犯伦理底线，人们对此是睁只眼、闭只眼，道德说教不过是一种僵死摆设。过去没有平等理念的“换偶”一说，可已婚男女有“老相好”是极为正常的，即“男人卖柴，女人买柴”的互惠关系。在男尊女卑的习俗之下，男人居于主导地位，可女人实际上拥有更大的选择空间，只是她们在婚前受到了很大限制，必须将自己处女身留给新婚丈夫，一旦婚后有了孩子，她便可参与“暗流”活动，那些未婚男子无不出自她们的调教。这证明了中国人对女性贞操要求只限于处女“初夜权”。与此同时，传统男子也耻于指责妻子偷情出轨，妒忌小气要比今天的“戴绿帽”更伤男子汉的面子尊荣，因为不许自家妻子红杏出墙就意味着自己必须循规蹈矩，乡村妇女在这一方面是不甘示弱的，也是“暗流”互动的主要参与者。
有两种情况是例外。大户人家一般是水都泼不进，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和道德表现，何况有钱人可以娶妾纳房，跟穷鬼人家妻子私通毕竟不体面，在经济上肯定是一种消耗，私情必然上升为物质表现，穷人私通本来就有互利互助表现。考察传统乡村的社会道德，那些处于原始积累阶段的地主富农，无疑最富有节制能力的，他们一般不参与“暗流”活动，但这无法代表他们后代道德不退化，故有“富不过三代”之说。另外一种情况，不是丈夫过于自私霸道，就是妻子长得过于丑陋，结果造成不可“流通”的局部呆滞，此外就没有忠贞不二的道德男女。
传统社会的“暗流”现象有自然生成的自律规范。首先，它不是聚众式的淫.乱行为，即使白热化的“老相好”关系也必须顾及道德脸面，如相好之间认干亲，以便往来更加冠冕堂皇。其次，乡村是个“犁不着、耙得着”的熟人社会，人际关系与生产关系密不可分，它对男女“暗流”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乡村环境也为这种见不得光的事情提供了天然庇护。此外，家庭对于传统社会是个生命共同体，成员之间有着无条件的责任义务，不会因为任何一方在外有“相好”造成家庭解体危机。旧时的结发夫妻均为一种共同成长、互相依存的亲情关系，自然能够包容对方的作风缺点。这在今天中国人看来是变态道德行为，如两个“换妻”家庭，通常夫妇感情特别巩固，彼此通情达理和互相体谅尊重，另外一个家庭在年纪、相貌、经济、为人、趣味往往接近，因此容易臭味相投和一拍即合。这种“换妻”家庭之间，在生产、经济、交际很有互助性，并特别经得起时间考验。为了便于走动不外是认干亲，甚至结为亲家。
传统的男女“暗流”现象，除了弥补婚内生活的性感疲劳之外，也是劳动协作的情感纽带，而且它有着很高的道德自律性：首先，本门宗亲之间不会出现“暗流”，它是道德观念和情感习惯所不能接受的;其次，不论是“换偶”还是“私通”，一旦到了子女谈婚论嫁，这种见不得人的事情必须自觉终止，因为伤及下代名誉是一种大不敬行为，故有“四十不惑”之说，否则怪不得后人不孝以及外界指责。作为过来人的长辈，对下辈人“暗流”行为只能是视而不见。这种具有习俗传统的“暗流”现象，在道德上被遮得严严实实，即使说出来也是茶余饭后的笑料话柄，没有人敢斤斤计较，否则任何人都下不来台。人性的自然力量将使道德教条都变得软化无力。诚然，历经了“四清”、“五反”、“文革”，社会传统也面目全非，但在商品经济时代又出现了“性聚会”都市化人群现象，历史总朝着更人性方向在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