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家喜欢研究小规模的族群，同时也最具有“世界眼光”。对于20世纪的现代人类学家，如格尔茨（Clifford Geertz）等人来说，人类学家的手艺主要表现在其对“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的总体把握上。对地方的“深描”越透彻，对世界的“总体”越了然。
接受了英国社会人类学训练的费孝通先生，便是将小地方（他称之为“社区”）的研究应用到中国社会研究的重要学者之一。费先生的江村研究被其在英国的老师马林诺夫斯基高度赞扬，称其极为精彩地指出了中国乡村社会的政治经济变迁。但之后几十年的英国社会人类学界并非始终如此宽厚，埃德蒙·利奇（Edmund Leach）尖锐地提出了江村的个案研究无法代表中国乡村总体研究的质疑。地方与世界，个案与总体，是人类学家所无法回避的二元对子。
大卫帕金(David Parkin)。作为利奇后辈的新一代英国人类学家，大卫帕金(David Parkin)也长期关注中国研究及其“一”与“多”的争论。帕金出生于1940 年，从20世纪70年代起先后执教于英国最具影响力的人类学院系，分别担任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教授、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及牛津大学万灵学院院士。
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之际，受费孝通之邀，帕金来京发表演讲。彼时，受教于帕金的王铭铭刚刚入职于费先生所成立的北大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2016年5月10日至25日，时隔18年之后，帕金受北京大学“大学堂”顶尖学者计划之邀，再度故地重游。费先生虽已驾鹤西去，但影响中国社会研究的英国学术传统与争论依然存在。帕金此行的四场讲演正是想要通过对20世纪90年代之后超级多元（super-diversity）时代的思考来理解当今世界的总体状态，以此展现一种人类学的世界眼光。
所谓“超级多元”，帕金借用德国哥廷根马普研究所所长史蒂夫韦尔托韦茨（Steven Vertovec）的概念，指的是一种新的时代特征。在这样一个时代，来自于不同文化背景的社群杂居于超级城市（mega-city）中，这些流动的新移民带来了宗教的、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多样性。超级城市的政治文化影响力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超过了“民族国家”，这将引发社会科学界反思以边界或边疆概念对民族国家进行研究的诸范式。在“民族国家”的单一范式下，政治一体性与文化多样性被视为重要的对应，而“超级多元”则试图打开社会科学研究的可能性，推动“人”及“社区”的研究走向开放。这不仅意味着界定边界的“圆圈”需要被打开，而且其很可能还处于水波或光谱一般的持续流动中。同时，这一看法还扩展了“多样性”的单一“文化”维度，表面上看，这意味着增添了宗教、社会、政治等其他类型的“多样性”，实际上它指出了“民族国家”范式所对应的“文化”概念之局限，这是对当代文化研究，文化理论的直接质疑与批评。
这种社会科学研究向度的开放，伴随的是两股“后”思潮的莅临。一是帕金教授所称的“后人类主义”，一是他引用阿纳特（Arnaut）所称的“后全景监控”。“后人类主义”意味着破除以人类为中心的本体论，将研究对象扩展到其他非人类物种之上，并且充分考虑生物技术带来的影响。这种扩展表现在“主体”意义上，无论是灵长动物、脊椎动物，还是技术及技术所创制的人工造物，都被认为具有能动性（agency），这迫使我们重新审视人与非人（non-human）之间的关系。我们不得不将这些非人也视为“主体”，这无疑挑战了以人为世界唯一主体的观点。“后全景监控”则更为透彻且悲观地认为，个体的完整性被“超级多元”所肢解、分散。尤其是在电子信息技术的影响下，个体很难被捕捉为具有完整人格的个体，虽然政府和公司越来越加强他们彼此的联合控制，但个体也通过网络技术走向另一个“碎片化”的极端。这两股“后”思潮，对于帕金这样的人类学家来说，难以再用“一”与“多”的对应关系加以简单概括。“超级多元”所指出的这种全球复杂性，使得社会科学及大部分人文学研究不得不进一步走向开放，走向对人之本质的哲学追问。这件事对于以人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来说尤为要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