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金教授的讲演如同一个引子，丢向中国社会科学界：何以在把握世界局势的总体，又反观自身学科之后，提出合理的应用之道？帕金的这一世界眼光，大概值得大多数学者同仁深思一二。从事社会科学或人文学的研究者最易划出一亩三分地，要么以研究对象立山头，要么以理论取向立门派。拘泥于国内的、专业的种种偏狭，应当在这种具有世界眼光的人类学面前感到一丝羞愧。当然，帕金教授的“超级多元”的看法可能来自于其所身处的欧洲自1990年代后加剧的移民问题、互联网发展、物质消费主义等社会现实，然而不断强调回到传统的“田野民族志”的小规模社群研究范式，回到处理他者与自我“沟通”关系的基本议题，还是使帕金的讲演焕发着英国经典社会人类学的光芒。只不过，当年利奇对费孝通的批评所想要指出的要害，很可能还有更深的意涵，即面对中国这样一个拥有漫长历史的文明古国，社会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是否足够洞察其精要？毕竟江村，在某种程度上，也被费孝通描述为没有历史的孤立的村庄。帕金教授对“超级多元”时代新的研究范式的呼唤，一方面启发中国社会研究者们走向开放，另一方面也提示我们回到利奇问题，看到英国社会人类学传统内部的差异与多样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