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超级多元”，帕金教授在首场公开讲座“全球沟通中为人道主义发声的人类学”中抛出了“沟通”这一关键词。“沟通”揭示了人类学学科本身带有的“介入”或“应用”色彩。介入是说人类学家在与其调查对象“沟通”的时候，不得不对是否介入他者生活进行反思；应用是说人类学家所书写的文化翻译的调查报告，在一定程度上为跨国公司、政府、NGO组织提供了决策参考。以上从两个不同方面传达“沟通”的意涵，也揭示出帕金教授所主张的人类学具有较强的应用色彩。
在随后三场的专业讲座中，帕金教授延续了对同样一个问题的回答：人类学在“超级多元”时代应该扮演何种角色？第一场专业讲座题为，“我们能否调和人类学中的普遍与特殊？”，他主张人类学是一门通过学习当地人的语言，长时间参与观察，而后从特殊个案中提炼出普遍化理论的学科。即便面对新兴时代，帕金仍然主张回到费孝通的老师马林诺夫斯基所开创的“田野民族志”的传统之中。但是适应性的变化是，研究对象由村落研究转向人群网络研究。帕金显然对于人类学所身处的世界政治地理变动格局尤为敏感，他特别关注到人群网络研究乃是因为1990年代之前的族群关系政策已经不再适用于移民增多、互联网发展的新世界格局。然而，在流动性与不确定性迅猛增加的“超级多元”时代，首先需要被观察的仍然是全球链条中的小群体。面对复杂的全球网络，人类学无能为力，它只能坚持从特殊到普遍的“田野民族志”方法论来完成研究工作。因此，层级（scale）的概念在本质上是为了调和特殊到普遍的跨越，使得人类学或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在“超级多元”时代可见可行，且具有意义。
很显然，对于帕金来说“多”与“一”的辨析仍然是无法回避的。在首场专业讲座中，这对关系被演化为“普遍”与“特殊”的方法论问题。而在第二场“语词与符号：一个人类学的难题？”中，“多”的这方面被语词、符号这些沟通的媒介所覆盖。在“超级多元”时代，多族群混杂的社区不仅存在语言借用、重新组合的现象，而且还存在通过符号而不是语言达成沟通的情况，比如行车灯与广告牌。可以说，语词与符号构成了沟通的复杂性与多样性。既然如此，社区之内的人群又该如何达致沟通呢？帕金认为指号过程（semiosis）和多模态（multi-modal）沟通是交流能够达成的途径。他指出，语言人类学的研究取向试图超越纯粹的语言学研究以及“逻各斯中心”的理性视角，这不仅揭示了“沟通”的多种模式与途径，而且其过程被视为是相当随意的，甚至是无意识的，具有一种水波或光谱般的流动性，帕金称之为“索引性”。
在第三讲“‘精神’作为‘物质’的一部分”中，帕金教授讨论的是物质消费主义与宗教的关系。帕金教授意识到“超级多元”时代表面的“新”离不开它内里的“旧”——人类世界一以贯之地对精神世界的追问。在当代世界，这种对精神世界的追问集中反映在宗教议题上。虽然帕金教授礼貌性地回顾了以物质消费与宗教关系为探讨议题的诸理论思想家的观点（比如凡勃伦、韦伯等），但在帕金的论述中，他倾向于以超越性的混融状态来理解人与神、精神与物质的关系。他说，尽管世界性的宗教通常在信仰和实践的边缘也包括一些其他的小神祇或小神灵，但宗教的正统往往否定它们的有效性。因此，世界性宗教对神圣与世俗的界分是十分晚近的事情了。专业讲座第二讲、第三讲分别从语言人类学和宗教人类学对于“超级多元”时代的人类学学科角色作出了回应。不同于专业讲座第一讲从总体方法论上的回应，此二讲主要是从分支学科的内部具体且正面的回应“怎么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