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伊朗著名导演阿巴斯·基阿鲁斯达米的去世，世界电影业失去了一位真正的指路明灯。澎湃新闻于7月13日发表《直击阿巴斯万人葬礼现场：一起草率医疗事故断送的伟大生命》一文指出，让人们为之悲愤的是，导致阿巴斯的死亡的，是一场荒诞的医疗事故。原文如下：
感谢Kash Karimi和Maryam Tadayon的波斯语支持。
7月8日晚，一周前于法国巴黎逝世的伊朗导演阿巴斯的遗体，被运送回他的故乡德黑兰，无数人前往机场迎接他的棺木。7月10日早晨8点半，在40度左右的高温之下，伊朗成千上万民众聚集在“儿童及青少年智识发展协会”前的广场上，参加由“电影之家”组织的阿巴斯的葬礼。
“儿童及青少年智识发展协会”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又称1979年革命）前成立的政府组织，曾资助过无数青年影人，阿巴斯便是其中之一——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期，他在这里开始了他的电影生涯。
阿巴斯的儿子Ahmad在遗体运送回国之际，于网络上召集民众来跟他父亲做最后的道别：“如果你去参加葬礼，请不要哭泣，打扮得漂亮一些，我们不是去悼念他的死亡，而是去庆祝他的生命。”
然而，当人们运送阿巴斯的棺木上车，伴随着伊朗歌曲《Havaye Gerye（哭泣的季节）》响起之时，无数人潸然泪下。
一起草率的医疗事故断送的伟大生命
让伊朗人民为之悲愤的是，导致阿巴斯的死亡的，是一场荒诞的医疗事故。
阿巴斯的儿子Ahmad在葬礼现场对公众说：“一次不该发生的手术失误，为阿巴斯的身体状况带来了不可修复的伤害，这一切主要归于手术医生的责任。”
据当地媒体报道，阿巴斯在被查出身患癌症后，在德黑兰一共进行了四次手术治疗。在第一次次手术时，阿巴斯的家人找到了德黑兰一家医院的一位临床经验丰富的老医生为其进行手术。手术带来了并发症，造成了持续的感染。手术完成后，其家人发现，手术并非这位老医生亲自操刀，而是交予他临床经验匮乏的儿子完成的。而他的儿子事后对其家人说，“所有人都知道这个不成文的规则，我的父亲太老了，他的手术都是我代做的。”
当地报道试图还原医疗事故的过程：术后正逢伊朗新年，放假期间，伊朗卫生部部长在此期间前来医院访问阿巴斯时发现，医院的医护人员由于放假，并未给予遭遇感染的阿巴斯恰当的护理，阿巴斯的病情在持续恶化。卫生部部长追责怠慢治疗的手术医师（老医生的儿子），手术医师回答到：“他没有告诉我他就是阿巴斯啊，我不知道他是个名人。”
卫生部部长立即召集了伊朗的专家组成了治疗组，并为阿巴斯转到了另一家医院。到第二家医院时，医护人员表示，术后的身体情况非常糟糕，需要立刻补救。然而为时已晚。此后的三次手术修复未果后，阿巴斯被转移到巴黎的医院继续治疗。
死讯传出后，德黑兰当地记者采访阿巴斯进行首次手术的医院院长，院长表示，“你不该责问我们，他不是在我们这里去世的，是在法国的医院！”此后，这家医院的医护人员不再接受媒体采访。
伊朗卫生部部长建立了专人组调查阿巴斯的手术事故。在阿巴斯逝世后，伊朗民众在Telgegram（伊朗最流行的社交软件）上自发发其了追踪调查的运动，追踪更新调查的进度，及时汇报给关注的人们——为这位电影大师在他的故土所受到的一切不公正待遇，做最后的反抗。
祖国对他的致敬，只在道别之际
葬礼当日，棺木被搁置于广场的讲台之上，主办方邀请了伊朗数位重要的电影人以及和阿巴斯熟识的亲友，上台为阿巴斯致辞。大家纷纷致敬阿巴斯几乎凭借一己之力，把伊朗电影带到了世界舞台上，让伊朗被世界了解。
阿巴斯在海外享有极高的声誉，戈达尔曾公然宣称，“电影始于格里菲斯，止于基亚罗斯塔米！”然而在伊朗，却几乎从未有过向阿巴斯及其电影致敬的重大活动，唯一一次，便是他的葬礼。
阿巴斯的儿子Ahmad在台上说，“我多么希望他今天能看到这里发生的一切。几年前，他曾经对我说，他在国外参加过那么多重大的向他电影致敬的活动，但这些比起在自己的祖国被认可，都是不值一提的。然而遗憾的是，他在自己的祖国并没有得到他应得的声誉。”
阿巴斯是“伊朗电影新浪潮”的第二代代表人物。在全世界“新浪潮”运动的影响之下，伊朗电影新浪潮生发于1969年。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爆发前的十年间，伊朗国王相信其统治固若金汤，允许伊朗电影对社会问题进行适度揭露。伊朗“新浪潮”审美旨趣与当时的电影美学观念决裂，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和社会批判性。短暂的繁荣不止让伊朗青年电影人频频在国际上获奖，也培养出一批重要的电影导演，阿巴斯就是这一浪潮中冉冉升起的新星。
1979年，伊斯兰革命爆发，宗教领袖霍梅尼接管政权，使得当时世俗化的伊朗社会完成了政教合一的全面伊斯兰化。1980至1987年，紧随伊斯兰革命的是伊朗的“文化革命”。“文化革命”期间，全部大学遭遇关闭，这一切终止了当年伊朗的“西方化”潮流。伊朗的电影工业也就此遭遇打击。
此后，电影创作者们因重重禁令，不得不以隐晦的方式表达。然而，也因为这些禁令，使得伊朗电影并未受到好莱坞电影工业的冲击，表现出极具民族性的叙事特点，在镣铐中获得了某种生命。阿巴斯也曾在一篇访谈中提到，他虽然不认为限制应该存在，但是“正是这些限制，给人们提供了发挥创造性的机会。”自1986年至2004年，伊朗电影“新浪潮”在被短暂的切断之后，虽然仍在国内遭受重重禁锢，却在国际舞台上焕发了第二次生命。阿巴斯于1987年拍摄的《何处是我朋友的家》便在这一时期为他带来了国际声誉。
著名伊朗知识分子 Hamid Dabashi（被伊朗人称作伊朗的齐泽克）曾把伊朗新浪潮和后来的伊朗民族电影称作一种在文化上抵达现代性的模式，他说：“伊朗电影‘新浪潮’为呈现作 为‘古兰经式的人（Quranic man）’对立面的‘历史中的人民’，提供了视觉上的可能性——这也许是重要的且唯一的事件，使伊朗人得以抵达现代性。”
何处是我的祖国？
伊斯兰革命爆发至今，不少伊朗导演流亡海外，或是遭遇监禁。师从阿巴斯、去年凭借《出租车》荣获柏林电影节金熊奖的导演贾法·纳帕西便曾因“危害国家安全罪”，被伊朗政府剥夺人身自由。阿巴斯因其电影鲜少涉及政治，仅凭借艺术性立于影坛，在国内并未惹来政治上的麻烦。然而也因此一些电影不能在国内放映，甚至一度被限制在国内拍片。他在2005年的访谈中透露，政府在过去十年间没有放映过任何一部他的电影。
1997年，阿巴斯曾凭借《樱桃之味》拿下第50届戛纳电影金棕榈。然而，因为在戛纳的颁奖典礼现场，一位女性亲吻了阿巴斯的脸颊，触犯了伊斯兰律法。政府立即下达了禁令，不允许任何人去机场迎接和祝贺阿巴斯获奖回国。在机场等待阿巴斯的，没有祖国的致敬，只有一个激进的伊斯兰团体。阿巴斯在飞机落地、荣归故里之刻，不得不从飞机后门溜出，以躲避激进宗教团体的袭击。
因《一次离别》而获得国际声誉的著名伊朗导演阿斯哈•法哈蒂在葬礼现场念了一封动情的写给阿巴斯的信，信中说，“你在戛纳拿下金棕榈后，政府不允许人民去机场欢迎和祝贺你，而当你的棺木从巴黎运送回来时，人们终于被允许去迎接你了，因为你不再能说话了。”
阿巴斯在伊斯兰革命后并未像一些艺术工作者一样选择移民，而是留在了伊朗继续拍摄电影，他曾经说道：“当你把一棵根植于土地的树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这棵树就不会再结出果实。我觉得如果我离开了我的国家，我就会像那颗树一样。”
阿斯哈•法哈蒂在葬礼现场感激阿巴斯从未放弃这个国家，即便这个国家从未给过阿巴斯他应得的尊重。“我想要感激你并没有以一种美好的视角展现这个世界，却以一种美好的视角看待这个世界”，最后，法哈蒂诗意地借喻阿巴斯的电影《随风而逝》：“在你离开人间后，如果在风的停顿之时看到了神，请记得你身后那片装满鱼的池塘之中，并没有水。”
（澎湃新闻伍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