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强烈反对”到什么程度暂不考论，但而今学者用“抵御外侮”这类“义和团”色彩的词汇是否合适，恐怕值得斟酌。
既然要“考索历史”，那我们来看看历史事实究竟是什么样的吧。
孔子故里曲阜，历来只是孔儒一家之天下吗？
第一，说曲阜未曾有道教道观、佛寺虽有但远离城区，显然与史实不合。
据曲阜市文物旅游局孔德平主编、文物出版社2010年6月出版的《曲阜古迹通览》所录：曲阜道教道场有七十多处，以关帝庙、土地祠、天齐庙、全真观居多，但其中供奉的神祇则大都是道、佛相杂，其中不少今日仍有香火。
据现存碑记，其中有些道场修建过程中，衍圣公（北宋仁宗至和二年即1055年起孔子嫡系后裔享有的世袭封号，民国二十四年取消，改授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也曾参与甚至主持其事。如城区东南角古泮池边文昌祠，是光绪二十四年衍圣公所立，供奉文昌帝君。又比如，离孔庙不足二里的西关大街归德桥南塘子街北口河岸边，有座老奶奶庙，建于清代，“文革”时神像被毁，如今已恢复香火，改称碧霞元君庙，善男信女自觉共同维护。除供奉碧霞元君，左供关帝，右供观音，两面山墙还有土地、财神、托塔天王、送子娘娘、疹豆娘娘、岳飞等神位，可谓一个热闹的“众神聚会”。
以上这些真实存在的场所，不知在《呼吁书》作者看来，算儒教还是道教？至于佛教，不说其他，衍圣公府内就有佛堂楼，无论大小，其意义恐怕比在城区内外建大佛寺更耐人寻味吧？
第二，说“其他外来宗教，更不曾在曲阜建有任何道场”，实在含糊得很。“其他外来宗教”具体指什么呢？回民兄弟信奉的伊斯兰教算不算？果真如此，那么这话就更是大错特错了。
曲阜西关是回民聚居村，在距孔庙不到千米范围内，不仅有清真寺，而且曾有光绪末年美国人创建的耶稣堂和民国二十二年德国人创建的天主堂，均废毁于“文革”。今西关清真寺复建于曲阜故城西门外护城河西岸，东距孔庙西墙五百米左右，华美富丽。至于教堂，曲阜市也曾按国家有关政策在于庄拨还部分地产，供曲阜基督教教会作临时活动驻地。教会当时没钱，只能临时搭建简易板房供信众聚会礼拜，此即《呼吁书》中所谓“悄悄地兴建”的简易教堂。
由此，从历史来看，儒、佛、道三教道场已在此和平共处千百年之久，伊斯兰教和基督教道场也在此相安无事一两百年。孔子故里，岂曾是孔儒一家之天下？
历史之外，根绝我在此地居住二十多年的观察，当地民众无论信仰若何，彼此间并无对立隔阂。曾与几个老人攀谈，他们说年轻时到清真寺礼拜，也进过基督教堂听讲，“反正都教人行善的，挺好”。有不信的，也只是“不掺和”活动而已，并无强烈排斥情绪，日常生活该怎么过还怎么过。不同宗教文化间的相互理解、尊重及和谐相处，自然而然地实现于这些朴实的百姓中。
传统儒家可包容，今日儒家为何执意取缔？
从儒家义理来说，孔子“不知生焉知死”、“敬鬼神而远之”的教诫，以及将学问中心锁定在“礼义之道”这一特点，使得儒家始终只是一种文教，需要借托政治以行之。说穿了，就是比起神道，儒家相信的是人治，甚至是权力，尽管是附加了道德要求的权力。这种“因民而治”的方式，也是被许多学者津津乐道的中国传统文化博大包容的原因所在。
然而近年来，屡屡有儒家学者把“其他外来宗教”当作“外侮”来抗击抵御，真让人替儒家感慨：他们连自己宗奉的古圣先贤那点“实用理性”基础上的心量和包容都失掉了。何况，从现代法理上讲则更不能反对，也不应取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