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建筑地点和高度，当然是可以协商的。但公开信却要求“该耶教堂不宜在‘三孔’、‘三孟’以及周公庙视线范围内，至少须在孔庙、孟庙以及周公庙五十华里以外”。这是什么概念？“三孟”（孟府、孟庙、孟林）在邹城，与“三孔”（孔庙、孔林、孔府）成一片后，中心圈向外跑百里可能还不能跑出“不宜”范围。那么是不是说方圆百公里内禁建教堂呢？
目前最令人不解的是，《呼吁书》竟然连简易平房教堂也反对。富丽华美的清真寺多年来屹立在孔庙旁，对一简易平房教堂何以竟如此难容呢？
据我了解到，本地家庭教会信众既没有也不愿参与其事，倒是曲阜地方政府文化搭台心态膨胀，颇热衷此事。对地方而言，其心思大凡不外俩字：圈钱。孔子故里也好，高大上的教堂也罢，都不过为了拉动地方经济而已，地方官们大抵想要天下第一都在曲阜才最好吧？可见这并不是境外势力作祟，而是地方政府追逐搭台和政绩的心态作祟。
曲阜就是曲阜，它有自己的文化生态。这里的百姓历来有自己处理不同宗教文化关系的方式，即使偶有纠纷，也会以彼此都能接受的方式解决。
儒家有责任善待域外文化
观几年来有关曲阜教堂事件的争论和动向，其意实不完全在一座教堂，其根本目的乃是要求“政府尽快承认儒教的合法地位”。正如已故的庞朴先生多年前答一儒家人物问其对儒教态度时所言：你们还没创立出来呢，让我怎么表态？等你们创出一个教来，我再表态不迟。我很赞同这个说法。当下到处乱哄哄并互掐不止的那些儒家书院、学会是儒教吗？
如果真是要求宗教地位，为什么不通过传播来实现，非要采取这种攻伐斥逐基督教的办法？儒家无论是要重建价值地位，还是要发展出宗教支派，都应踏踏实实立足现代公民的社会生活，用排斥“其他外来宗教”的办法，既是不明智的，也终究是排斥不了的。历史上儒家排佛激烈，结果如何？佛灯未熄，反而与儒、道相磨相荡，相融相化。何况基督教在历史上经历了很多变化，已经不是“十字军”东征时代的样子了，不能总抓住负面东西，对其惧而罪之、拒而斥之。
很多儒家斥责他人被西方打掉了民族和文化自信，但其面对外来宗教、文化时的极度警惕，感觉犹未拾回自信的恰恰是这些人。近来不少儒家呐喊着要冲出中国走向世界。可我实在不敢想象，这种只许自己去主导别人，却不许别人进自己家门，画地为牢的教派主导的世界，究竟会是什么样子？
世界上存在着不同历史文化和宗教信仰已是事实。不同历史文化和宗教信仰之间通过交流对话增进理解进而和平共处，则是应该争取也可以趋近的理想。“知其不可”尚且努力为之，何况历史和现实启示给我们的并非尽是悲观。对此，儒家做什么、怎么做以及做得怎样，世人和后人自会有评断。照目前看来，情形尚不容乐观。
(作者系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师，本文有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