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从军爵制度开始，取消贵族世袭制度，收回特权，只有在战场上立下功劳，有军功战绩，才能够重配爵序，列籍贵族；平民百姓，不管出身贵贱，只要有军功战绩，都可以根据杀敌多少，获得相称的爵位，获得功名富贵。有野心的人，通过打仗、杀敌，血腥的屠杀，获得人口和土地。
商鞅还企图统一国民思想，采取“愚民政策”，把文人、商人、工匠视为“国害”。他在渭河边论法，一次性就屠杀了700多反对他执政路线的文人。商鞅不能容忍跟自己想法不同的人，把他们全部流放到偏僻的边境、穷山恶水当中去，从此再也没有人反对他了。
秦国这样的发展模式，当时的其他国家称秦国为“虎狼之国”。但打来打去，最后野蛮战胜了文明，秦国击败六国，统一了天下。
中国文人连“归隐田园”的可能性也没有了
《新民周刊》：你说，中国知识分子的末日，始于秦汉。为什么？
张宏杰：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虽然动荡、混乱，战争不止，但思想和文化、价值观却是百家争鸣，自由、开放、多元的。当时的知识分子，可以在不同的国家，施展自己的才华和抱负。各国竞争，为了生存、发展，都拼命延揽有才能的人士。不同的思想和制度，它们之间不断碰撞，让社会朝前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大都是理想主义者，他们不迷信权威，也没有思想禁区，以君王的师友自居，将自己的“道”凌驾于君王的“权”之上，合则留，不合则去。孔子周游列国，不是为了高官厚禄，只是为了实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他最后感觉列国都不能行他的道，还坚持说“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
孟子的性格比孔子更张扬、更锋利。他说：“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意思是，别太把国君当回事，就把他们当成什么都不懂的小孩。知识分子的这种言论、气概，在后代的知识分子身上看不到了。
等到秦始皇了，统一六国，各国的知识分子，只能生活在一个皇帝之下，没有了选择的机会，也没有逃亡的自由，只能为这一个政权服务。秦始皇的暴政，尤其是“焚书坑儒”，排除不同的政治思想和见解，焚烧《秦记》以外的列国史记，连《诗》、《书》等书也限期交出烧毁；禁止私学，杀死大批知识分子。
秦始皇确立了君宪制度，给专制制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这个专制制度建立得太强硬，剥夺天下的意图太明显，结果二世而亡。汉朝吸取秦始皇的教训，给秦始皇建立的硬制度加上一层软装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要行王道、行仁政，给专制制度配上一个非常合适的意识形态体系。
汉代统一思想，对全国人民的大脑进行格式化删除，彻底剪掉了知识分子思想的翅膀，中国人的智力开始持续下降。从汉武帝开始，直到至今，中国没能出现春秋战国那样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也没有再出现过与先秦诸子比肩的大思想家。
后面的历朝历代，继续在专制的基础上添砖加瓦。接下来隋炀帝、唐太宗完善了科举制度，把天底下所有的知识分子统一到科举考试上，从制度上有力地控制了知识分子的头脑。宋代重文轻武，有意识地削弱了尚武精神，防止地方有能力对中央进行反叛。
《新民周刊》：到了明清两代，知识分子就彻底被降服了。
张宏杰：到了明朝朱元璋时期，文化人连隐居山林的选择也没有了，凡不听从号令，不为朱家王朝服务的，全族被抄家，全家被杀掉。朱元璋说，“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在这道前无古人的命令下，苏州才人姚润、王谟因征召不至，被朱元璋斩首、抄家。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把左手大指剁去，不肯出山做官，被朱元璋“枭令，籍没其家”。中国文人连“归隐田园”的可能性也没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