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周刊》：你在书里为什么说，中国历史几千年的成就是中央集权制？
张宏杰：西方人认为中国从秦始皇之后，2000年是一个僵化的历史，用黑格尔的话说，中国的时间停止了。但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秦始皇以后，中国历史也是不断演进发展变化，其中最主要的是集权专制和统治技术，发展越来越精微。也可以说，秦始皇后的2000年历史，就专制制度的发展史。
所以我认为，我们这个民族最大的发明创造，不是四大发明，不是指南针，不是造纸术，不是火药，是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绝无仅有的专制制度。
这套体系背后有着很多理论提供者，像韩非子，法家、儒家，包括老子、墨子，董仲舒，都对这个制度上提供了思想之源。比如老子的小国寡民思想主张我们都知道，但我们往往忽略他另外一句话“天得一以宁，地得一以清，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老子的小国寡民论，是建立在大一统的社会背景之下，他是最早提出大一统政治要求的知识分子。
墨子我们对他往往比较有好感，实际上墨子最核心的思想是尚同，就是要用一个大脑统一全国人的思想。他的设计是这样的：一乡的人要把思想统一到乡长身上，一县的人要把思想统一到县长的头脑上来，一国的人要把思想统一到君主的思想上来，这样才能令行禁止，才能集中力量办大事。
中国的集体主义、专制主义的思想源头远比我们想象的深远。春秋战国，思想那么活跃、开放，诸子百家气象万千，非常峥嵘。但他们却都有一个共同的思想倾向，呼唤中国尽快统一，呼喊中国尽快出现强有力的统治者。
《新民周刊》：从晚清到民国、新中国，从梁启超、鲁迅到毛泽东，一百多年里，中国人都在提倡改造“国民性”，为什么都没有成功？
张宏杰：在人类历史上，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一样，认为自己的国民性存在劣根性，兴起如此轰轰烈烈的国民性改造运动。
从梁启超到鲁迅到毛泽东，其中有一主题是改造中国人，改造每个中国人的思想。但改造了100年，好像我们整个素质变化不是很大，甚至有些方面还有退步。
梁启超说中国人身上有奴隶性，甘于帝国的统治，甘于暴力的统治，不敢反抗；缺乏公德意识，只有私德意识；缺乏尚武精神。梁启超认为这是中国人的三大弊病，国民性的三大弱点。要改造中国，关键是改造每个人，通过写小说、办学校、办报纸的方式，思想启蒙，让每个人都意识到身上的缺点，唤醒老百姓，然后变成新民。在这个基础上，才有可能取得政治改革的成功。
梁启超的思路后来被鲁迅所继承下来。鲁迅经过中华民国的建立，以及后来的二次革命，他对这个制度变革丧失了信心。他说如果没有新的国民，这个国家换什么招牌都是没有用的，不管民国还是共和国，但都是原来的人。所以最先要立人，立人后才能立制度。所以鲁迅整整20年时间，不停写作，写小说、写散文、写杂文，攻击中国人的劣根性，唤醒老百姓，每个中国人接受了新思想，成为新民众，素质提高了，然后整个中国也就慢慢变好了。
鲁迅的思路后来被毛泽东继承下来。毛泽东年轻时曾经主张湖南独立，主张联省自治，就是成立湖南国，不跟别的省一起混，把湖南改造好。他当时对中国国民性的看法和梁启超、鲁迅一样，认为中国人积病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性情懒惰、虚伪相存、奴隶性强、思想狭隘，身上存在非常大的劣根性，必须得把这个劣根性完全打掉，中国人才有希望。
毛泽东后来接受马克思主义后，认为找到改造中国的灵丹妙药。他认为马列主义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只要用最先进的思想占领每个人的头脑，每个人都变成共产主义新人，听党的话，中国所有的问题都得到解决。
新中国建国后，有人统计过，毛泽东共进行过63次群众运动，其中大部分群众运动，都贯穿着思想改造的主题。“文化大革命”十年时间，用思想革命解决中国人素质问题的这条路走到了极端。不同的政治、社会运动，基本是按照这个思路来进行国民性改造的，但结果怎么样，大家都很清楚。在制度建设没有根本性改观的前提下，期待国民性的彻底改造是不可能的。
《新民周刊》：你说，历史即当下，为什么？
张宏杰：是因为当下发生的一些社会现象，在历史上都发生过。打击贪污腐败，百姓冤屈上访，国家工程贪污，这些问题，历朝历代都发生过，相似度惊人地高，好像那个时代的事物改头换面，换一套马甲又穿越跑回来了，像是时光倒流。所以翻读历史的时候，渐渐发现，现代社会的很多问题，都不是现代的问题，而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制度的问题，这种问题的根源都在历史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