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实秋在他的一篇散文《北平年景》里道出了“年味”的关键:
过年须要在家乡里才有味道，羁旅凄凉，到了年下只有长吁短叹的份儿，还能有半点欢乐的心情?而所谓家，至少要有老小二代，若是上无双亲，下无儿女，只剩下伉俪一对，大眼瞪小眼，相敬如宾，还能制造什么过年的气氛?
梁实秋何其敏锐，他看出来，过年关键是得有个“家”。这里的“家”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原子化家庭———仅有夫妻，而是传统意义上的家族———父母子女乃至亲戚的血脉绵延和盘根错节，规模越大越好。我们今天津津乐道的吃美食、逛庙会、放鞭炮、亲人聚会以及令人疲惫的守岁、拜年等等———这些都只是过年的“壳”，其内核则是家族以及家族绵延的纪念、强化和展望。对于每一个个体来说，过年的感受不仅是欢乐幸福，更是体验一种神圣感，是完成自己“家族身份”的认同———我的祖先是谁，我的孩子是谁，我是谁。这对于传统中国人来说，已然不仅是生活方式，更是生命的信仰。
是的，“年”的味道原本是“信仰”的味道，如果你想通过“年”追寻世俗意义的快乐，那真的南辕北辙了。这种信仰首先是“信祖先”，毋宁说，是信仰生命的生生不息背后的神秘力量。这就是传统春节最重要的仪式———祭祖。无论是富裕人家在祠堂里面对着祖先的画像的祭祀，或者普通人家在正厅里面对祖先牌位的磕头与供奉，亦或者在农村人们到祖坟里的各种仪式，华夏大地，规模、成色、类型或有不同，但是其背后的情感结构是一样一样的———我们认为祖先并没有死，而是在某一个地方活着，只要我们后辈态度虔诚、供奉到位且守家族规矩，那么，祖先就会护佑着我们。于是，祠堂里焚香，祖坟前烧纸，牌位前牺牲供奉、跪拜、祈祷等等，都变成了后辈与已逝先辈之间的神秘沟通。这种沟通激活了整个家族血脉的渊源流长，家族越大，这种仪式带来的稳定感、踏实感和幸福感就越强。其次是“信神鬼”。“信神”进而希望神护佑自己，“信鬼”进而希望邪祟远离自己。这是一种非常实用主义的心理结构。于是，春节的神或有人的特性，比如“灶神”就是一个馋嘴的、小心眼的老头;或本身就曾经是人后来成为神仙，比如普遍被作为门神的秦琼、岳飞。他们与已经逝去的家族祖先一起(他们也是从人变成神的)，组成了一个颇具人情味的神灵世界。于是，“年关”变成了中国人的神圣时间，“家庭”变成了神圣空间。在这样的时空内，人一手牵着家族的血脉，一手牵着神灵世界的力量，其一举一动才被染上神圣的色彩。只有这样，向长辈磕头、拜祭祖先、放鞭炮、发压岁钱、拜年、吃饺子、守岁等等都不仅仅只是日常生活的言谈举止，更是人与神相通的方式，这才是“年味”醇厚的真正原因。
“年味”变淡，其根本是“神味”消失。过年，对于中国人来说不再是和神沟通的机缘，而仅仅是和人、社会乃至国家打交道的一个时间平台。春节已不再是仪式———仪式是日常生活的中断，而变成了日常生活的延续，这当然就没意思了。除夕下午或晚上，我们还会烧纸钱祭祀先人，但已无慎终追远的念想，只是单纯地怀念亲人而已;贴门神、贴对联、放鞭炮，图的是热闹，并无害怕鬼怪的恐惧;压岁钱真的变成了货币，而全无“压住邪祟”、帮助孩童轻灵岁月成长的含义;大家族越来越少，乃至烟消云散，小家庭人丁单薄，即便锦衣玉食，却难见子嗣绵延的兴旺———传统的家族信仰已然不见。进而，我们与神圣世界的沟通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世俗意义上的人与人、社会之间的沟通。除夕之夜我们会看“春晚”，电视一度成了全家人共同“膜拜”的中心。“春晚”的气质不是神圣，而是热闹与崇高混杂。然后是各种信息工具的轮番登场，穿梭拜年，信息爆炸:从电话、手机拜年，到短信、微博、微信拜年，再到发红包、抢红包———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在春节期间依旧充斥着凡俗世界的熙熙攘攘。的确，要交往、要编织自己的人脉、要聚会、要欢乐，但是，这一切我们平时也在做啊，春节还在延续这一切，又有啥特殊意义呢?年味就这样在我们的努力中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