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鲁迅所藏拓片和画作相当丰富。
中国的收藏家大致有两种类型：一类是收藏了很多东西，作为自己赏玩之用，有些还要藏之秘阁，传之子孙；另一类则是除了赏玩，更用来作为研究资料，做出成果，公之于众，与大家共赏。至于那些今日进明日出，意在倒腾获利者，则是文物贩子，不能算是收藏家。
鲁迅显然属于后一类收藏家。他从小喜欢看画，有极高的审美能力，参加新文化运动和左翼文学运动以后，虽然工作极其繁忙，而仍不忘书画，他是以欣赏书画作为精神上的调剂的，有题《芥子园画谱》三集赠许广平诗为证：“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聊借画图怡倦眼，此中甘苦两心知。”但他搜罗书画，又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欣赏，更多的成分，则是为了美的保存、传播和创造。
鲁迅在北京时，一边陆续购买碑帖、古物，一边细心整理、研究，在这过程中，逐步把握了它们的文化价值。他在铜镜的海马葡萄纹饰里，看到汉人的闳放，毫无顾忌地将新来的动植物充当装饰的花纹；在六朝墓志中，发现了当时人已对“作善降祥”古训的怀疑，竟会说“积善不报，终自欺人”；在历代碑帖的对比中，看到了中国字体的变化，这为他拟作的《中国字体变迁史》提供了具体材料——或者正是历代碑帖字体变化的材料，促使他产生写作此书的念头，只可惜由于生活条件的限制，此书未能写成；而更使他惊喜的，是汉魏石刻中的画像和图案，艺术水平竟如此之高，他曾对好友许寿裳说：“汉画像的图案，美妙无伦，为日本艺术家所采取。即使是一鳞半爪，已被西洋名家交口赞许，说日本的图案如何了不得，了不得，而不知其渊源固出于我国的汉画呢。”而且深感石刻画像对了解古人生活习俗的认识作用——后来青年作家姚克想写历史小说或剧作，写信向鲁迅请教有关先秦的典章文物，鲁迅建议他去看汉代石刻中的《武梁祠画像》，说是“汉时习俗，实与秦时无大异，循览之后，颇能得其仿佛也”。
因为古代画像有这样的价值，所以鲁迅一直想要整理出版，广惠读者。先是打算将自己收藏的汉唐画像拓片，不问完缺，全部印出，但因材料不全，而印工亦浩大，只好放弃；后来又想选印有关神话和反映当时生活状态如游猎、卤簿、宴饮之类的，但着手也大不易，终于没有做成，这是非常可惜的事。
编印汉唐画像之事，虽然没有做成，但外国画集，却选印了不少。他刚到上海不久，曾与柔石等人组织朝华社，出版过五辑《艺苑朝华》，计有：《近代木刻选集》（1）、《蕗谷虹儿画选》《近代木刻选集》（2）、《比亚兹莱画选》和《新俄画选》。朝华社解散之后，他又以三闲书屋的名义，自费出版了一些画集，如：《梅斐尔德木刻士敏土之图》《引玉集》《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死魂灵百图》等。
鲁迅编印外国画集，除了其中一本《蕗谷虹儿画选》，“是为了扫荡上海滩上的‘艺术家’，即叶灵凤这纸老虎而印的”之外，其余都是为了介绍国外艺术，供同好者鉴赏，并为艺术学徒提供学习样本。鲁迅说：“用秕谷来养青年，是决不会壮大的，将来的成就，且要更渺小，那模样，可看尼采所描写的‘末人’。”“甘为泥土的作者和译者的奋斗，是已经到了万不可缓的时候了”（《由聋而哑》）。鲁迅的提倡和培养，造就了许多木刻学徒，形成一种新兴木刻运动，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同时鲁迅又通过别一途径，介绍中国古代木刻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