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私而言，整个清帝国能够通晓朝鲜事务、有着丰富对日斗争经验的，无人能及袁世凯。从23岁（1882年）出道以来，袁世凯在朝鲜足足奋斗了12年，与日、俄、英、美、德等周旋，直到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其与主要对手日本的抗争，胜多败少，因此成为日本人的眼中钉、肉中刺。建设东三省，首要任务就是应对日本入侵，身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袁世凯，无疑是最好的统帅人才，其在东三省的干部任命上，自然也有相当大的话语权。何况，其与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庆亲王奕劻，关系极为密切，并与载振兄弟相称。
至于段芝贵想当黑龙江省长，根本无需向奕劻、载振行贿。
这个职位的人选，中央绝对不可能绕过袁，而袁也必然在北洋内部物色。段芝贵如果转弯抹角地勾连载振，不仅绕的圈子太远，而且等于是拿载振压袁世凯，也得罪了北洋的其他够资格的同僚，这是官场上的大忌，段芝贵应不至于愚蠢至此，袁世凯更不可能愚蠢到令其得逞。
而在北洋内部，袁若要卖官，段芝贵既非最早的嫡系，也绝非最有钱的财主，毫无竞争力。而为了维持北洋内部的战斗力和凝聚力，袁只能采用一种办法，那就是量才录用。
袁敢于破格推荐段芝贵，最为合理的解释，应该不是段芝贵靠“性贿赂”上位，而是其某项才干至少在袁世凯那里得到了认可，袁认为其足以胜任艰巨复杂的黑龙江省长。
抢位子
此时的清帝国，已经下定决心实行政治体制改革，推行君主立宪。
这起“二奶”反腐案，看似御史赵启霖一人发起了弹劾，其实幕后有极深的背景。
当时，3个最为著名的御史，结成了一个同盟，因其名字中都有霖或麟，时人号称“三菱公司”。《国闻备乘》记载：“湘潭赵启霖、莆田江春霖、全州赵炳麟，同时为谏官，甚相得，号称敢言。京师人争目瞩之，因假上海洋商标记，共呼三御史为‘三菱公司’。”
这些御史们，统归于“清流”，而“清流”的领军人物，是57岁的军机大臣、政务大臣、协办大学士瞿鸿禨。瞿鸿禨的实际权力，仅次于庆亲王奕劻，两人明枪暗箭，争斗得相当激烈。而时年46岁的两广总督岑春煊，是瞿鸿的枪杆子，与庆亲王的枪杆子袁世凯旗鼓相当。
当时的朝中，除了这两股所谓的“清流”“浊流”激荡得比较汹涌之外，还有一股以高干子弟们为主的亲贵派，及以老干部们为主的骑墙派。
此时的清帝国，已经下定决心实行政治体制改革，推行君主立宪。而谁能掌握这场政改的主导权，成为权争的焦点。
作为李鸿章的衣钵传人，袁世凯以改革实践派著称，多年来他也积极推动政改，甚至说：“官可不做, 宪法不能不立”，“有敢阻立宪声，即是吴樾！吴樾者，即汽车中放炸药刺端午桥（端方）之人，即是革命党！”（吴樾事迹，参阅2012年5月7日本报雪珥专栏《被狙击的政改》）
而岑春煊也没有闲着，既然务实比不过袁世凯，就从务虚开始，从广州直接插手上海，成立了国内第一个立宪社团“预备立宪公会”, 由其心腹郑孝胥出任会长，张謇、汤寿潜出任副会长，搜罗江苏、浙江、福建的官绅270余人，定时集会，颇具政党的雏形。
争夺改革主导权，关键还是在于争夺行政资源。作为政改第一步的中央国家机关人事制度改革，就成了各方交锋的焦点。
在这场交锋中，奕劻、袁世凯的北洋派，扮演了改革派，呼吁要效仿列强，建立“责任内阁制”，以内阁取代军机处（有关军机处的设立，请参阅本报2012年10月29日《军机处破解集权命题》）。除了冠冕堂皇的大道理外，袁世凯其实也有不可对人言的小九九：他并非军机大臣，对中枢的影响有限，而推行责任内阁，与他交好的庆亲王奕劻必能出任总理大臣，则其政治空间将大大扩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