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瞿鸿禨则因现实处境的关系，只好扮演保守派的角色，坚决捍卫旧有的军机处制度。他对袁世凯的势力日益侵入中枢深为不满，试图通过巩固军机处，解决“朝有大政，每由军机处问诸北洋”（张一麟《心太平室集》）的局面。岑春煊则派遣亲信同乡于式枚，携带专门的密电码进京，建立了瞿、岑之间跨越京穗的热线，互相呼应。
双方角力的结果，瞿鸿禨大胜。袁世凯提出的责任内阁制被最高核心否决，军机处继续保留，但除了奕劻、瞿鸿禨两人外，其余军机大臣，如吏部尚书鹿传霖、陆军部尚书铁良、民政部尚书徐世昌、学部尚书荣庆等4人，均调离中枢，另补入大学士世续、广西巡抚林绍年。世续是满人，与庆亲王交好，而林则是瞿鸿禨所推荐。袁世凯还被迫向新设的陆军部，交出了第一、三、五、六4个师（“镇”）的兵权，仅仅保留了第二、四两镇。
刚从英国公使任上回国的汪大燮，在写给汪康年的信中评价说：“至去年(1906)改官制，袁实欲与瞿同为副总理。其不成者，实瞿相手腕，故袁怨之深。又因陆军部已立，而撤北洋两镇以归部，遂为不解之仇。”
第二回合争夺，在于地方督抚的布局。这一回合，北洋派收获颇丰：两广总督岑春煊调任云贵总督，由袁世凯的亲家周馥接任，同时，在新设立的东三省里，北洋派也取得了完胜，囊括了总督、巡抚的所有职位。
岑春煊接到调任云贵的电令，走到上海，称病不行，中枢无奈，只好改任其出任四川总督。这回，岑春煊倒是动身了，但从水路到达汉口后，就报告中央，希望能“顺道”觐见太后，而且不等回复，就登上了京汉铁路专车直接北上。
到车站迎接岑春煊的，就是瞿鸿禨的小同乡、御史赵启霖。
“官屠”炸弹
岑春煊的开炮，给北京的政局带来了不小的震动。
从后来的形势发展看，瞿鸿禨、岑春煊等做了两手准备：一手是通过岑春煊与太后的特殊关系，进京觐见时给奕劻下眼药；二是赵启霖等联络御史，从公开渠道发难。
1907年5月2日凌晨，刚刚入京的岑春煊，得到了太后的单独接见。
第二天，中央修改任命，岑春煊不再需要到四川上任，而改任邮传部尚书。
邮传部掌控铁路、航运、邮政、电报，都是大清国最重要的支柱产业。对于岑春煊的新任命，国际舆论相当狐疑。《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在5月14日写给总部的信中说：
“最近，在同一天里公布了两个任命，这个帝国的最开明的官员之一被任命为四川总督（赵尔巽），另一个是代表反动官员的人——虽然我还找不出证明来支持这一看法——被任命为邮传部大臣（岑春煊）。”
岑春煊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赶走奕劻的亲信、邮传部副部长（“侍郎”）朱宝奎。
连着4天，岑春煊每天都得到了慈禧太后的单独接见，并进行长时间对话。而在对话中，岑春煊甚至尖锐抨击政治腐败和假改革，当然，矛头所指，正是长期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奕劻。
岑春煊抨击“假改革”的言论，虽然幕后有其所夹带的私货，但就其言论本身，却的确切中时弊。
岑春煊的开炮，给北京的政局带来了不小的震动。李鸿章的侄女婿、时年33岁的小官员孙宝瑄在日记中记述：
“岑帅之突至，以霹雳手段为政府当头棒喝，岂不使人可爱，岂不使人可敬？岑尚书乃一活炸弹也，无端天外飞来，遂使政界为之变动，百僚为之荡恐，过吴樾怀中所藏者远矣!”
晚清官场，岑春煊因为政崇尚严猛，经常参劾官员，而号称“官屠”，与“钱屠”张之洞（指张花钱如流水）、“民屠”袁世凯（指袁镇压民乱手段刚烈）并列天下“三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