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派相争的第一轮结果，载振和赵启霖都丢了官。载振乌纱帽的含金量大大超过赵启霖，只是下台方式体面一些，相比之下，清流派还是赢面更大。
御史们并不想见好就收。“三菱公司”第二“菱”赵炳麟出场，在5月19日上疏，认为：“处此时势，大小臣工皆应劝善规过，共济时艰，倘敢言之谏臣严加屏斥，臣恐言路闭塞，人心解散，天下事有不忍言者矣。”
对于段芝贵之案，他说了大实话：“臣早欲具折纠参之，则无真实之凭据；不参，又不能上对君父，下对天下士民，日夜焦思以至于病。及见赵启霖纠参，益钦皇太后、皇上之清明，深自愧多所顾忌，不如赵启霖之不顾处分。今则如臣之多所顾忌者，独留于朝；如赵启霖之不顾处分者，罢职而去，谓立言官之谓何？将何以作其气耶？他日，倘有权奸干国，贿赂公行者，谁复为之直言极谏耶？”
他还以辞职相逼：“倘以臣言为朋比，则臣实无面目以立于朝，亦将还冠带于陛下，辞我皇太后、皇上而归田里矣。”
4天后（5月23日），“三菱公司”第三“菱”江春霖出击，认为载沣、孙家鼐的调查报告有不少疑点，要求重新调查。
他把矛头指向了盐商王益孙，这回用的是官吏不得迎娶演艺界女伶的法律。王益孙毕竟不仅是商人，还是兵部的候补郎中，当然也算领导干部，迎娶歌妓的行为违法。
反击
报道“二奶”反腐案 “搏击最力”的媒体，当属《京报》。
一直处于守势的北洋派，终于完成力量集结，开始反击。
5月27日，慈禧单独召见奕劻。奕劻指出，两广军情紧急，非岑春煊出面不可，提议岑春煊回任两广，慈禧同意。其实，慈禧此时也有点厌倦岑春煊，试图以此平衡两派之争。
岑春煊虽不愿意，但朝命频催，竟是不容他在京城多呆，他只好南下，在上海继续称病观望。
随后，在袁世凯支持下，御史恽毓鼎向瞿鸿禨发难，公开弹劾其暗通报馆、授意言官、阴结外援、分布党羽。身为堂堂军机大臣，瞿鸿禨竟于当日被逐出军机，勒令退休。
慈禧太后如此雷霆一击，是因为她确信了瞿鸿禨的确在幕后有所串联。
报道“二奶”反腐案 “搏击最力”的媒体，当属《京报》。该报创刊于当年的3月28日，其主编汪康年当年在浙江乡试录取时，正是瞿鸿禨当的考官，因此有师生之谊，关系一直十分密切。
此次权争中，汪康年利用其媒体平台，大肆炒作“二奶”反腐案，一时洛阳纸贵。不过，这也直接导致了报社在8月份被查封取缔。
瞿鸿禨的失算，恰恰是其肆无忌惮地运用媒体作为投枪和匕首。媒体的集体狂欢，看似在呼应他，却实际上激起了高层的反感和警觉，反而帮了他的倒忙。
如有革命党背景的《神州日报》，也于该年4月2日在上海刚刚创刊，于右任担任社长(“经理”)，杨毓麟任总主笔。杨毓麟从5月18日至24日连续发表评论，狂轰滥炸：
“杨翠喜，以一女优而为酿成政界恐慌……”
他认为：
当朝权贵“纳贿之术，为途亦多……乃至买妾置媵，可以易官，借床笫之欢娱，承贵人之颜色。封疆之寄，贱于俳优；节钺之荣，售于奁镜。”
显然，这样的言论，当局自然是闻之逆耳的。
在御史们的集体压力下，北洋派对赵启霖放了一马，中央于7月16日发布上谕：“已革御史赵启霖，着加恩开复革职处分。”而对岑春煊，则穷追猛打。
岑春煊为了积累争夺政改主导权的实力，此时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有相当密切的联络，梁启超甚至专程回国面谈。而袁世凯釜底抽薪的高招，就是伪造了岑春煊与康、梁等人的合影。这张假照片，加上诸多的真情报，导致了慈禧太后痛下决心，罢免岑的职务。8月12日，中央谕令开缺岑春煊，一个封疆大吏，就这样在政争中被淘汰出局，这是其在发动“二奶”反腐时，绝对没有想到的结局。
史称“丁未政潮”的这场风波，轰轰烈烈了几个月，随即偃旗息鼓。但是，一个极其强烈的信号却传递出来了：
大清国的腐败，已经与改革血脉相连，并且随着改革的深入而深入。即便是作为改革攻坚战的政改，也被当作了党同伐异的机会，无论哪一派莫不如此。这正是大清国改革的最尴尬、最吊诡、也是最致命的地方。
多年后，著名作家张伯驹（其父张镇芳，为袁世凯的表弟，与段芝贵相熟)写下如此诗章：
买赠佳人金屋娇，
封疆摧任气何豪。
启霖多事煞风景，
却上弹章拆凤巢。
其实，在类似的折腾中，被拆的何止是藏娇的凤巢，而是帝国的大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