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凌叔华在《晨报》文学副刊上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白话小说《女儿身世太凄凉》，此后写作了《花之寺》、《女人》、《小哥儿俩》、《古韵》等多部小说，从这些小说中，习惯于“把自己裹得紧紧的”凌叔华难得地展露出她的内心世界。
凌叔华的创作源泉是她自身的独特经历，是北京大宅门中不为人知的生活。她作为父亲第三位太太所生的三女儿和大家庭中众多姐妹中的“十姑娘”，她对大家庭妻妾子女间的纷繁扰攘，闺阁绣帏中的风云变幻，自小体验独深。
在自传体小说《古韵》中，人们可以得知她的母亲是如何嫁给父亲成为姨太太，各房“妈妈”及下人之间如何明争暗斗，年幼的自己如何寂寞地在自家庭院中“画墙”……
在凌叔华的小说中，即使是以一个孩子的视角来描述，也可以看到旧家庭中大人们的忧喜恩怨。即使是父亲宠爱的掌上明珠，她很早就从母亲和周围女性的经历中体味到了高墙之内新旧女性难言的凄凉和孤独。
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评价凌叔华的小说作品“很谨慎地，适可而止地描写了旧家庭中婉顺的女性……是世态的一角，高门巨族的精魂。”
沈从文认为凌叔华的小说是“在自己所生活的一个平静的世界里，看到的悲剧，是人生琐碎的纠葛，是平凡现象中的动静，这悲剧不喊叫，不呻吟，却只是沉默。”
小说中描绘的这些生活图景正是凌叔华成长中的隐痛，多年后，她的女儿陈小滢在《回忆我的母亲凌叔华》一文中写道：“我看母亲留下的那些文字，她的家庭，她的互相争斗的姨娘们，还有那么多孩子彼此间的竞争，我在试着了解她，却感到越来越悲哀。”
她认为“那一时代的青年女性都在寻求摆脱传统女性的道路，写作，成为母亲的选择。”然而，通过写作，凌叔华真的找到这条路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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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陈西滢结婚后辗转各地
1924年的一天，一位文质彬彬的读书人来到史家胡同的凌家大宅，如约拜访凌叔华，他便是从英国留学归来的博士、北大教授陈西滢。
那段时间，凌叔华因为文学创作，和陈西滢、徐志摩等人过从甚密，表面看来，她似乎和徐志摩关系更为密切，半年之间就有七八十封通信，关于两人绯闻的流言便因此而生。
陈小滢在回忆母亲的文章中提及此事：“徐志摩正陷于与林徽因失恋的痛苦中，也许是把母亲当成他的倾诉对象。母亲从来没有承认过自己与徐志摩有感情。在一封给友人的信里她这样说：‘说真话，我对志摩向来没有动过感情，他的事向来不瞒人，尤其对我，他的私事也如兄妹一般坦白相告。我是生长在大家庭的人，对于这种情感，也司空见惯了。’而徐志摩也曾说：‘女友里叔华是我的一个同志。’”
实际上，当时凌叔华正在和陈西滢“秘密”交往，有趣的是，最初陈西滢并不知道凌叔华是生活在大宅院里的大家闺秀。
陈小滢听父亲所说初见母亲是这样的情景：“父亲与母亲的结识，说起来母亲主动的成分似乎多一些。那时候母亲还是燕京大学的学生，她的几篇小说都在《晨报》副刊上发表，而父亲正是《晨报》的编辑。母亲给父亲写信，请他去家里喝茶。父亲后来跟我回忆，他带着一种好奇心赴了约，想看一看这个写小说的女孩子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结果那天他在胡同里绕来绕去走了很久才找到，他当时还纳闷，这个女孩子怎么会住在这么一个大宅子里？可能像林黛玉一样是寄人篱下吧。父亲敲门进去，先是门房带着他走了一段，然后有一位老妈子出来接，又走到一个院子里，再出来一位丫鬟，说‘小姐在里面’，把父亲吓了一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