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陈西滢和凌叔华在史家胡同24号院大婚，这座后花园作为陪嫁成为凌叔华真正的家，北大教授和女小说家的喜结连理，在当时也是一段佳话，然而，这却并不是一段幸福的婚姻。
“我相信他们在走向婚姻的时候还是有感情的。那个时代的女作家并不多，父亲对母亲有一种爱才的心理；从另一方面讲，父亲是留英博士，26岁就当北大教授，母亲自然也会被这些“光环”所吸引。”陈小滢这样评价父母的婚姻。
由于大家众所周知的鲁迅和陈西滢那场著名的论战(编者注：1924年年底，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发生学生运动，校长杨荫榆开除三名学生引发一场风潮。1925年5月，鲁迅与沈尹默、钱玄同等六名教员发表文章声援学生，要求驱逐杨荫榆。《现代评论》杂志的核心人物陈西滢则在杂志上发表文章反对学生参加政治运动。此后，鲁迅和陈西滢之间从对学生运动的态度为发端，引出了一系列的笔战，同时涉及到了对对方作品的评价问题)，陈西滢在北京似乎有点呆不下去了。凌叔华婚后不久，便和陈西滢一起赴日留学。1930年，陈西滢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凌叔华随丈夫一起来到珞珈山，抗战期间，他们辗转重庆、成都，上世纪50年代后定居英国。
越走越远，凌叔华从此远离了北京，远离了史家胡同她从小生活的宅院。
5
临终前坐担架回大院旧居
1953年，凌叔华的自传体小说《古韵》(Ancient Melody)在英国出版，很快成为畅销书，她被称为“第一位征服欧洲的中国女作家”。《泰晤士报文学副刊》评论说：“叔华平静、轻松地将我们带进那座隐蔽着古老文明的院落。她向英国读者展示了一个中国人情感的新鲜世界。高昂的调子消失以后，古韵犹存，不绝于耳。”
然而，对于凌叔华来说，这并不令她有多么欣喜，因为西方人真正好奇的，是妻妾成群的东方式家庭，这也正是她的悲哀。
凌叔华在小说创作方面的才华和天分在国内并没有获得更大的认可，陈小滢认为此乃她的“不合时宜”所致：“在那个一要救亡二要革命的时代，显得格格不入。她的那些太过生活、太过女性的写作，是不符合当时潮流的，于是也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
史家胡同那座大院里20多年的生活，似乎对凌叔华的一生影响至深，无论是写作，还是婚姻，幸与不幸，很难评说。
“他们的婚姻从一开始就暴露出诸多不和谐因素。母亲显然不甘心扮演那种传统的相夫教子的女性角色。‘一个女人绝对不要结婚。’这句话从小到大，我不知听了多少遍。我想她可能对自己的婚姻心生悔意，也可能觉得家庭是个累赘，认为自己如果不结婚，可能成就更大。”深究其背后的原因，陈小滢认为：“在这种复杂的家庭环境下长大的母亲，防备心比较重，不相信任何人，包括我和我父亲。”
凌叔华被传的最沸沸扬扬的一段和英国诗人朱利安·贝尔(他的母亲瓦奈萨·贝尔是英国著名的画家，他的姨妈是著名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婚外情，陈小滢是在陈西滢去世前两年从父亲的口中亲口证实的，她在《回忆我的父亲陈西滢》一文中写道：“他说书里说的事是真的。我问他当时为什么不离婚，他说，当时女性离婚是不光彩的。再问他，他说你母亲很有才华，然后就不说下去了。”
凌叔华在《古韵》最后一篇的结尾处写道：“我多想拥有四季。能回到北京，是多么幸运啊！”史家胡同那所大宅，有幸福快乐，也有辛酸悲凉，却一直是她魂牵梦萦的地方。
1989年冬天，凌叔华意识到漫长一生所剩之路不长了，此时她几乎不能行走，但还是决心启程回到北京。1990年春天，弥留之际的凌叔华被抬在担架上回到史家胡同的旧居，这里已经成了大杂院和幼儿园。她望着天空低语：“妈妈正等着我吃饭呢。”
她来到这里，似乎是在寻找什么，是在追寻自己过往生命的痕迹？还是在寻找身心的归属与安宁？“母亲一生在寻求解放自己的方式，可是，最终也没有找到。”女儿这样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