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张姓人家请他给媳妇看病，竟被他治死。张家不依不饶，最终周药师没有办法，只好请人说情，“他死了一个媳妇，我拿自己的女儿配他的儿子是了”，不料又过了两个月，他又把李大郎家怀有四个月身孕的媳妇治死了，“药师磕头如捣蒜，情愿将第二个女儿赔偿与他做媳妇，才能完结”。结果没过几天，又有人来请他为周小三娘子难产诊病，吓得周药师对他媳妇说：“不好了，周小三又想到你了，快去回他，说不在家，不要开门。”
周药师的故事听起来像是个笑话，但在清代笔记中，庸医误诊、致人死命的故事往往有之。《大清律例》中对庸医治人死命有着非常详细的规定，最重的是斩监后。
处罚看起来不可谓不重，但是却鲜有真正执行者，官方对庸医致死的处罚往往是杖刑枷号，罚银了事。清代用以实际量刑的官方参考书《刑案汇览》中仅收录了10则庸医致命的案例，而且处罚都相当轻，像1789年四川庸医李秀玉误用川乌药末致吴贵祥身死一案，最终的判决只是倍追赎银，杖一百，枷号三个月。
一如晚清一篇名为《中西医学浅说》的文章所总结的那样：“中国向视医学为小道，待之不重，责之亦不甚严，苟且从事，为例所不禁，即有错误，罪止枷杖，且准收赎，故若辈坦然为之，无所顾忌。”
西洋医学：真正的敌人
清末民初，西医随着洋人进入了中国，中医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除了用传统的思维去解释西方理论不适合中国特点之外，还要从旁窥视侦查西医有没有在治疗上犯下致命的错误，一旦抓住把柄，中医就像被医死人的病人家属一样，对西医进行严厉反扑。尽管每年死于中医之手的名人成百上千，但西医一旦医死了一个名人，就会成为众矢之的。
非常不幸的是，晚清大名鼎鼎的外交家、曾国藩之子曾纪泽就被认定死于西医之手，更重要的是，他还曾和力斥中医的英国医生德贞是至交好友，所以曾纪泽的死亡很快被加到西医头上成为一大罪状。像《医界镜》这样的中医揭黑小说，也特意在书中单列一回“贤侯误丧柱石身”来详述曾纪泽如何因为“酷信西医”而死。末了还不忘发表一通忧国忧民的宣言，“以后办国际交涉既起，遂乏其人，以致强邻眈其虎视，肆其鲸吞，驯至今日门户全撤，堂室将倾”，这些亡国灭种之祸，全是“偏信西药者阶之厉也”。
从某种意义上讲，爱国主义恐怕也是中医在面对西医时的唯一法宝了。风潮甚至刮进了宫廷之中，在杜钟骏看病的三天前，一名叫屈桂庭的西医给皇帝诊过病。他发现皇帝病势猝然转危，当时殿中“中医俱去”，没有一个人发现皇帝之病猝发得如此蹊跷，而这也是他最后一次进宫。
三天后，杜钟骏捏着“生脉散”的药方焦急地等待着奇迹的发生，奇迹确实发生了，但却不是起死回生，皇帝在用药前突然死亡，打破了所有的僵局。
杜钟骏绝对想不到的是，他在皇帝临终前开出的那味“生脉散”也许真的能救皇帝于死亡。根据新的临床试验结果，使用生脉散急救休克患者，死亡率仅有25%，比使用西药升压药的52%死亡率要低一倍。
但问题是，用药的方法不是杜钟骏这些中医习惯的灌药，而是西医的注射。倘使在1908年11月14日那天，杜钟骏或者其他医生随身带了一个注射针筒，也许历史就会改写。
但，历史就是少一个针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