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纳河划分了一道奇异风景线，右岸富庶正统，左岸自由放浪，巴黎的多姿、多彩、多元，吸引着全世界文人和艺术家。
天时、地利、人和俱备，如同五湖四海的高手奔赴武林大会，1900年的远道而来者中，有一位正是年未弱冠却已有一身本事的毕加索。
“那些日子里，艺术的太阳只照耀巴黎的天空。
毕加索的画作代表西班牙参加万国博览会，这个19岁的年轻人穿越比利牛斯山，在巴黎和一群才华横溢的人惺惺相惜，本想去英国追随拉斐尔前派的他决定留法。
南方人毕加索的北漂生活跌宕起伏，但这里要说的不是他走马灯似的情人，而是光环背后那些为他从才子走向大师作了铺垫的奉献者——一个叫马克斯·雅各布的诗人。艺术评论家、家庭教师、售货员、木工、清洁工等，因为靠笔无法谋生，他什么活都干过。就是这个同样贫困潦倒的人，支撑着蓝色时期的毕加索。为了养活这艺术家，马克斯甚至去当搬运工卖苦力以致累倒。他还常假扮收藏家去画廊询问“有毕加索的画吗”，然后一副不可思议的样子：“你们连他都不知道？他可是个天才！不展出如此有影响的艺术家作品是多么失策啊！”终其一生，马克斯不计回报、任劳任怨，像父亲一样地照顾着仅比他小5岁的毕加索和其他左岸艺术家。在另一位诗人弗朗西斯·卡尔科的记忆里，如果没有马克斯，“蒙马特尔高地会失去其灵魂中最闪光的部分”。至于毕加索，他虽然是左岸的精神领袖，但“他的一生是索取的一生，从不奉献”（达恩·弗兰克）。
一个叫熊皮的协会。它的创立宗旨是接济现代艺术流派的贫穷画家，认为他们为了追求新事物而冒险是一种无上光荣的勇气之举。自1904年始的10年间，协会收购了150幅包括马蒂斯和毕加索在内的各种古典派、野兽派和立体主义的作品。
一个叫贝尔特·韦伊的矮个子画商。她被左岸艺术家们认为非常了不起。她先是全力支持毕加索，在他脱贫致富后，又全力支持贫困中的莫迪利安尼。因为办了莫迪利安尼的画展，贝尔特遭到警局传唤，因为这位意大利艺术家的作品多是对当时正统人士来说十分不雅的裸体（2015年，中国土豪刘益谦花10.84亿元人民币拍下的正是莫迪利安尼的《侧卧的裸女》）。
更多的籍籍无名的支持者。一战期间，当整个城市都饥寒交迫，巴黎的一些个人和组织为艺术家募集生活费用，蒙巴纳斯街区为他们准备了一些食堂，由市政府给予补贴。艺术家们频频推门而入，用各种语言交谈、吟咏、歌唱，当警报响起时，欢声笑语愈加响亮。“在那些日子里，艺术的太阳只照耀巴黎的天空。”夏加尔说。
卢浮宫雕塑的胯下尺寸，解决了菲茨杰拉德的难言之隐。
“这是奇迹的时代，这是艺术的时代，这是纸醉金迷的时代，也是充满嘲讽的时代。”1931年，菲茨杰拉德回顾1920年代，写下这句总结。
美国的1920年代，从一战后迅速积聚了物质与野心，人们疯狂追逐“美国梦”，知识分子被边缘化，亨利·米勒抱怨：“我感到格格不入，在纽约，我的出生地。”当美国迷醉于现代、英国沉溺于过去，在法国，巴黎的1920年代兼收并蓄，既传统又先锋，既自我又好客，逍遥、舒适，为文艺青年提供了国际化的创作舞台和精彩纷呈的生活经历。
于是，艾略特、菲茨杰拉德、海明威等美国文学史上的“迷惘的一代”，在1920年代的巴黎相遇了。在巴黎的天空下，这些文学骄子吸纳了艺术灵感。
年轻而贫穷的海明威在巴黎摸索出一条对抗饥饿的散步路线：先到卢森堡公园，从侧门去观象台，最后沿着塞纳河走到奥德翁路12号，那家莎士比亚书店的女主人十分慷慨。“我第一次走进去时很胆怯，因为没有足够的钱。她告诉我可以等我有了钱再付，说我想借多少本就借多少。她没有理由信任我，她不认识我，而我给她的地址又是在一个不能再穷的地区，但她是那么高兴，那么动人，并且表示欢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