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黑人”和“异皮士”这样的单词类似，“巴勒斯坦人”这个单词也是在1968年才进入大众语汇的。此前这些人并未被视为一个不同的民族，也没有独立的文化认同，居住在以色列的阿拉伯人通常被称为“以色列的阿拉伯人”。由于约旦河西岸曾被视为约旦的地区，居住在那里的阿拉伯人的身份更模糊，但因为他们与东岸的居住者在文化上是一致的，因此被认为是约旦人。当美国报纸从约旦河西岸进行报道时，其电头是“以色列占领的约旦”。
在1968年之初，“巴勒斯坦人”这个单词通常指的是阿拉伯游击队组织的成员，西方媒体频繁地将它们称为“恐怖组织”。这些组织都使用“巴勒斯坦人”这个标签，如“巴勒斯坦解放阵线”“巴勒斯坦革命”“巴勒斯坦革命阵线”等，至少有二十六个这类组织在1967年中东战争前就开始运作。
女权运动
1968年对于女性是重要的一年，不仅是因为裙子的长度，还因为发生了一些事件，例如缪丽尔·西伯特在1月1日宣布，她成为了纽约证交所一百七十五年历史上第一个拥有席位的女性。来自克利夫兰的西伯特是一位三十八岁的金发女士，金融行业无数男性建议她还是由一个男性购买席位更为明智，但她置之不理。“那是上周四，”她回忆道，“董事会同意了我的会员资格。我去了交易所，递给他们一张支票，支付了四十四万五千美元的席位购买费，外加七千五百十五美元入会费。然后我走出交易所，为办公室的同事买了三瓶法国香槟，我还是不敢相信自己做到了。我实在是高兴得飘飘欲仙。”
古巴:格瓦拉成为偶像
自从菲德尔·卡斯特罗在1959年的新年领导古巴革命取得胜利，每年的1月2日就成为了古巴的新年开启标志———当天要在哈瓦那开阔的革命广场举行周年庆典。1968年的九周年革命庆典增加了新元素———一幅六十英尺高的壁画绘有一个头戴贝雷帽的英俊小伙子。小伙子是三十八岁的阿根廷人欧内斯托·切·格瓦拉，他试图在玻利维亚输出古巴革命，在两个月前遇难。
对古巴革命着迷的法国人里吉斯·德布雷，在《革命中的革命》里描述了格瓦拉试图输出古巴革命的策略。这本书在1967年有了英译本，书中的假设无疑投合了年轻人的急迫情绪，于是成为了全世界学生们的大爱。德布雷在书中写道，“应该抛弃老式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循序渐进革命的理论”，相反，按照他的观点，“革命应该通过农民军首先采取行动掌握先机”。卡斯特罗在他的家乡奥连特省的群山中就是以这种策略开展革命的。格瓦拉在玻利维亚也是采取同样的路径，只是并不很奏效。11月，一张玻利维亚空军上校展示格瓦拉半裸尸体的照片开始流传。
1968年，卡斯特罗的亲密朋友与革命战友成了烈士，成了革命中封圣的圣徒———借用鲍勃·迪伦的歌词就是“永远年轻”。他蓄着胡须，戴着贝雷帽，眼含笑意，从他的穿着到他的事迹都属于纯粹的革命者。在哈瓦那的何塞·马蒂国际机场，一张海报上印有格瓦拉和他的名言:“年轻人将在机关枪声和厮杀声中吟唱挽歌，直到胜利，永远。”
这部里程碑式的著作，全景式地记录了1968这一年发生的重大事件:美国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淖，数万人丧生;世界多地的学生们走出校园，在街头游行;“上帝也许撤除了对美国的保佑”，罗伯特·肯尼迪和马丁·路德·金遇害;比夫拉大饥荒，一百万平民死于饥饿;先锋戏剧与现代女权运动蓬勃兴起;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理想主义破灭;墨西哥发生了大屠杀;“阿波罗8号”绕月飞行……世界的变化，年轻人的选择，由此构筑了当今世界的面貌。因此，不了解1968，不足以了解当今世界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