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郭沫若这样的例子在中日战争爆发之初不胜枚举。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不论出于何种政治信仰，也不论隶属于何种党派，他们在民族危机日趋加深的危难时刻，都义无反顾放弃自己的信仰、见解和专业，亲自践履中国知识分子“忧以天下”的道德训条，以“大我”牺牲“小我”，以民族安危作为个人人生价值的基本取向。
以胡适为例，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健将，七七事变发生时，胡适已是久负盛名的大学者。他向来自信最具独立政治信念、人生信仰，既不愿被朱熹牵着鼻子走，更不愿被马克思牵着鼻子走。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青年胡适就主张“不争主义”，提倡老子的“以柔弱胜刚强”，坚定不移反对战争，反对暴力，是一个虔诚的和平主义者。当中日关系日趋恶化时，胡适依然不相信或不愿相信中日之间有爆发全面战争的可能性。
胡适之所以一再坚持和平信念，主张避战，显然并不完全等同于汪精卫、高崇武那些亲日派，这里除政治信念在起决定作用外，显然也与胡适当时对国内外情势的分析有关。他在1937年7月31日写给蒋廷黻的一封信稿中说：“苏俄预备了那么久，还不能不以避战为外交方针，何况我们这个国家呢？但事势虽如此，其中有一点重要区别：苏俄可以有避战的资格，而我们没有避战的资格。苏俄所以能避战，第一因为对外有抵抗力量，第二因为对内能有控制的力量。我们这两件都没有。对外力量太弱，故不能阻敌人深入，六年的避战只见敌氛日深，受逼日甚，结果是因为无力抵抗，故终不能避战。第二个因素更重要。我曾说过，只有强固的政府能忍辱，能接受屈辱的和平。”胡适主张对日和平，避免战争，是其最高理想。但他在提出这些主张的时候，并不以为各方面条件都已具备，而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基于此种考虑，胡适在很长一个时期，甚至在七七事变发生后，依然反对对日宣战。他在当年8月中还作过并不止一次“和平的大努力”。但当这些努力并没有获得如愿结果时，胡适毅然放弃自己的主张，而且决然暂时放弃自己心爱的学术专业，收回自己在新文化运动高潮时发出的誓言——“二十年不谈政治”、更不会介入政治，而愿为中国抗战尽力——即答应蒋介石的请求，代表中国政府到欧美各国宣传抗战，从事国民外交。1938年9月，胡适应允担任中华民国驻美大使，从此以一介书生替国家进行战时外交，直到1942年离任，与抗战最艰难的阶段相始终。
各色知识分子走到一起
在某种意义上说，梁漱溟确实是现代中国新儒家的开山祖师。正是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进行时，较早也较敏锐地发现五四新文化运动主流“全盘反传统”的内在缺欠，接续梁启超发现西方近代文化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以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是找对了病症用错了药，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是对的，只是新文化人眼中的传统并不是历史的真实，而是新文化人的预设。梁漱溟准确提出传统“文本”与传统的现代阐释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并由此激起此后数十年中西文化激烈论争。
不过，实事求是评估梁漱溟，他并不是一个“学问中人”，与其说他是最后一个“儒家”，不如说他是20世纪中国最后一个“儒者”，“最后一个士大夫”。梁漱溟虽意欲营造某种思想体系，但他更看重的毕竟是儒者的躬行践履、身体力行。因此，当他一旦清醒意识到中国现代化出路并不在“全盘反传统”，不在“全盘西化”时，他并不愿将精力用于空洞无效的理论论争，而是充分利用时机进行实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