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也是具有爱国心的人，他虽然对中日关系未来演化判断不准确，但他强调在战争并未真的全面爆发时安心从事既定工作，也无大错。而且，当七七事变发生后，当中国政府宣布全面抵抗后，梁漱溟也确实如他所说的那样，迅速放弃以乡村建设为手段，以应付国际变局，并为中华民族复兴而努力的素来主张，果敢地提出“放开眼，沉住气，运用全付精力，好生应付”的鲜明主张，以为“不容已的民族抗战似乎已经发动了。发动了，怕就不能收。与其达不到民族解放目的而收束，还不如慎于发动之前。所以既然发动了，我们就要下决心，不达民族解放目的，誓不甘休！”
显而易见，梁漱溟的主张已与先前明显不同，其爱国情怀、精神也确乎跃然纸上。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抗日战争不仅是对当时每一个中国人的考验，而且也因此缘故使左中右各色知识分子重新走到一起，携手共建民族解放的统一战线。如果不是因此缘故，我们很难想象郭沫若、胡适、梁漱溟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三大流派有重新携手、共同合作的可能。而正是这一点，才是中华民族抗战胜利最深厚的思想根源、人文背景。 （摘自《文史天地》）马 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