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全盘西化”，是充分世界化，不是全盘破坏。他接着要说的，是“睁眼看世界”，反对的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强调的是要学习西方的自由、民主，反对民粹。
胡适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久为人所指责的，就是他提出的“全盘西化”论。
1935年，他撰写《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胡适全集·四》，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以下简称《全集》），谈到他在1929年《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引起巨大争议的“全盘西化”一词的使用，说主要针对的是“选择折衷”的论调，他认为这一论调的本质是“一种变相的保守论”，“所以我主张完全的西化，一心一意的走向世界化的路”。对引起的争议，他改称“充分世界化”；也就是吴景超所同意的胡适在英文中使用的wholehearted modernization,即译作一心一意的现代化，或全力的现代化，或充分的现代化。易言之，充分世界化，就是现代化。胡适也强调，“文化只是人民生活的方式”；作为生活方式，也不可能真正“全盘西化”。
胡适之所以用“全盘西化”这样貌似过激的词汇，与他反对调和、折衷的态度密切相关。他在1917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1918年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之后 ，就有人以《折衷的文学革新论》，认为胡氏“不无偏激之处”。他在1919年的《新思潮的意义》中说：“我们对旧有的学术思想有三种态度。第一，反对盲从，第二，反对调和，第三，主张整理国故。”特别用一段来解释“为什么要反对调和”：
因为评判的态度只认得一个是与不是，一个好与不好，一个适与不适，——不认得什么古今中外的调和。调和是一种社会的天然趋势。人类社会有一种守旧的惰性，少数人只管趋向极端的革新，大多数人至多只能跟你走半程路。这就是调和。调和是人类懒病的天然趋势，用不着我们来提倡。我们走了一百里路，大多数人也许免强走三四十里。我们若先讲调和，只走五十里，他们就一步都不走了。所以革新家的责任只是认定“是”的一个方向走去，不要回头讲调和。社会上自然有无数懒人懦夫出来调和。
1935年发表《试评所谓“中国文化本位的文化建设”》（《全集·四》），也对那些所谓“存其所存，去其所当去”、“去其渣滓，存其精英”、“取长补短，择善而从”等“最时髦的折衷论调”很不以为然。他认为本位文化是没有危险的；在文化的冲撞、交流中，被淘汰、被摧毁的，多是没有生命力的；况且并不存在一个去取的标准来让人们去“存其当存、去其当去”呢。他认为“应该虚心接受这个科学工艺的世界文化和它背后的精神文明，让那个世界文化充分和我们的老文化自由接触，自由切磋琢磨……将来文化大变动的结晶品，当然是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 ，那是毫无可疑的”。事实上，胡适还指出，从维新、到辛亥革命、到1926-1927年的国民革命，“‘中国本位’依然存在”。今天我们回头去看国民革命以后的这八十年，文化的摧残，并不是由于中外文化的交流，而是由于“破四旧”、城市无序这样的摧毁。
看到这里，我们就明白，胡适“全盘西化”所针对的，是两种情况：一是折衷论，“妄谈折衷也是适足为顽固的势力添一种时髦的烟幕弹”；二是自恃我们传统文化的源远流长、辉煌夺目而固步自封、蔑视外来文化。
胡适1917年回国，《新思潮的意义》发表于1919年，取副标题为“研究问题 输入学理 整理国故 再造文明”。他在提倡新文化运动时，就已谈到了新旧文化的关系。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是手段，通过整理国故（即梳理、研究、评判旧有的学术思想），达到再造文明的目的。显而易见，胡适并不是要抛开或否定中国固有文化，移植西方文化，而是要研究传统文化，吸收西方文化，以创造新的文化。没有“整理国故”，没有对传统文化的研究，就不能“再造文明”。重新研究、重新评估，并不是简单地一股脑否定。许多人不理解胡适为什么在提倡新文化、推动新文学动时，突然提到“整理国故”——在胡适看来，没有对旧文化的研究整理，就不可能创造新文化。他把“整理国故”分为四步：第一步“是有条理的整理”，用历史的眼光，研究学术、思想的前因后果；第二步“是要寻出每种学术思想怎样发生，发生之后有什么影响效果”；第三步“是要用科学的方法，作精确的考证，把古人的意义弄得明白清楚”；第四步“是综合前三步的研究，各家都还它一个本来真面目，各家都还他一个真价值”。“这才叫做‘整理国故’。”可见，这是项学术工作，要用理性的眼光、用学术方法来进行研究，而不是传教布道。胡适说： “现在许多人不懂得国粹是什么东西，却偏要高谈‘保存国粹’。”这个话，放到今天，请高喊国学的人听一下，恐怕不是没有益处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