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国故，原本是对旧的思想学术的整理和研究；但旧的学术思想文化的载体是古书，于是，整理国故便又顺理成章进入到校勘、整理古书的阶段。这也是胡适作为文史学者的本分，同时也与他“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发表于1919年）的主张相契合。如果胡适只停留在空喊整理国故，而没有落实到旧文化载体的古书的校勘、整理上，那倒令人不解了。
1926年，他又发表《我们对于西洋文明的态度》（《全集·三》），1929年提出“全盘西化”，1935年改用“充分世界化”。对西洋文明的态度，与整理国故、再造文明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对西洋文明没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如何输入学理？况且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即使想自外于这个世界，都已不可能。清晚以来，不少人认为西洋的长处是器，是物质文明；中国文化，才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无论是思想上，还是政治体制上，都本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态度。不端正对西洋文明的态度，可以说，就不大可能真正实现“再造文明”的目的。
胡适的这篇文章针对人们把西方物质文明仅仅当作是物质、是器，来强调物质或器所承载的文明。“这样充分运用人的智慧来寻求真理以解放人的心灵，来制服天行以供人用，来发放的质的环境，来改革社会政治的制度，来谋人类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这样的文明应该能满足人类精神上的要求；这样的文明是精神的文明，是真正理想主义的文明，决不是唯物的文明。”他1961年11月在亚东区科学教育会议上发表了引起轩然大波的讲演《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也无非是强调1926年的这一看法，说“勉强接受科学和技术”，“至多也不过是一种只有功利用处而没有内在价值的东西”，是不行的；他要人们能“接受”、“赏识”西方的方明。
他强调的，是对西方文明的态度。他要提醒国人注意，不要因为自己有数千年文化的积淀和积累，自恃文化辉煌而蔑视、排斥西方文明。他一生研究中国文化，研究中国传统文史之学，提倡并推动文化的改造与更新，并不是真要消灭传统文化。如果他认为中国文化是垃圾，是应该被扔进垃圾桶的东西，他又何必花毕生精力去研究呢！他在发表《我们对西洋文明的态度》的同一年（1926），针对美国人所著《世界史纲》称“中国文明在公元七世纪已到了顶点……从此以后一千年时间里……使中国文明值得记入这部《史纲》的不多”的说法，在英国发表了题为《中国近一千年是停滞不进步吗？》（《全集·十三》）的讲演，说“仔细研究整个的中国文化史，我们便容易相信七世纪的唐代文明绝不是一个顶点，而是好几个世纪的不断进步的开始”。在1927年1月25日的日记中，他说：“有一个问题很有趣，‘何以中国这一二百年中的进步远不如西洋之大？’”（《胡适日记全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四册493页）在胡适看来，中国历史并没有停滞一千年，只是近一二百年的进步或发展不如西洋而已。这哪里是贬低中国文化、贬低中国历史呢！他在1930年1月30日的日记中，对政府废除春节很不以然，认为这是“剥夺民间的新年娱乐”（第五册644页）。这哪里又有半点“全盘西化”的味道呢！
在二战期间，为了让美国人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他对中国文化曾作过过分的褒扬，如1942年他在华盛顿作《中国抗战也是要保卫一种文化方式》（《全集·十三》），说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自由、民主、和平观念与理想”即已产生；汉代“逐步推行文人政治，使人民享有统一帝国生活的种种权益，而不受政府过分的干涉”；中国有“思想自由和批评精神”。1949年又在台北中山堂作过《中国文化里的自由传统》（《全集·十三》）的讲演。这些在特定背景下的发言至少说明，胡适并不仇视乃至要抛弃传统文化。今天号召国学、厉批胡适破坏传统文化的儒者，大概没有读到这些文章，否则他们一定要将胡适引为同道了。当然，胡适是不会变成“新儒家”的。他对中国文化是用理性和学术的眼光来审视，而不是用宗教般的热情来鼓吹。1948年发表《自由主义是什么？》，他就明确指出：“东方的自由主义运动始终没有抓住政治自由的特殊重要性，所以始终没有走上建设民主政治的路子。”这不是在纠偏，而是对特殊背景下的演讲的理性申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