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曾问过很多人，包括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能不能告诉我，亚洲包括哪些国家？有人一脸茫然，有人甚至以为黄皮肤、黑头发的就是亚洲人。其实，亚洲的宗教、文化、政治、历史特别复杂，其多样性超过了其它各洲，所以，亚盟成立的可能性一直较低，而非盟、欧盟早已建立。多少年来，一说起二战，我们的视野里都是欧洲战场，而亚洲，说来说去似乎只有中国；在语言表述中，“亚洲各国”的笼统提法常常会替代具体国家，而且语焉不详。
正因为亚洲的复杂性，在二战中，亚洲各国的表现截然不同，有的成为侵略者，有的面对入侵奋起反抗，有的则保持中立，有的貌似中立实则偏向，有的与二战不沾边。最复杂难辨的大概就是那些原属西方殖民地的地方，为了反抗老殖民者，不少民族独立运动的领导人及其兵民，还采取了与日本侵略军携手合作的方式，形成了二战期间独特的历史图景。
【沦陷区历史研究一直薄弱】
中国原本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遭日本大举入侵后，从中央到地方，军民奋起抵抗。可中国抗战历史中，沦陷区和日伪统治下的社会状况，长期以来是空白，直至近年才有一些论著问世。其实，早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商务印书馆就以“内部参考”的方式出版过《通敌内幕》，在那个时代能有这样一部译作，实在不易。
抗战期间，几乎每个人、每支部队、每个党派、每个政权的表现，在初期、中期、末期都不一样。我生长在北京的张自忠路，这条路的名称曾被改过多次，从张自忠路到张思德路，再到工农兵东大街，又到东四十条，再到地安门东大街，最终又改回为张自忠路。改名的原因，就是张自忠曾被指斥为“汉奸”。其实，早在抗战时期，张自忠的“汉奸”恶名就没离开过他，一直到他壮烈殉国才被人们视为“英烈”。与张自忠一样，抗战期间甚至抗战之后很多年，不少抗战名将也都曾背负“汉奸”“通敌”“降将”“变节”的罪名或嫌疑，比如马占山、宋哲元、方先觉等，说他们有“汉奸”行为，确实有据可查；说他们是英雄、是壮士，也都是铁打的事实，从中足以看出历史的多面性、抗战的复杂性。
自“九一八”事变后，在日本侵略军的扶植下，就曾先后出现过多个伪政权，其参与者也各怀目的。这些伪政权及其代表人物，作为抗战历史研究，其实更具挑战性，自然也更有难度和深度。
1932年建立的“满洲国”，“皇帝”是溥仪，人们都比较熟悉，不过提起德王，即徳穆楚克栋鲁普亲王，这一逝世于“文革”前夜的蒙古亲王，恐怕很多人至今未知其详。他1902年出生在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熟读汉文经典，擅长汉字书法，二十出头便出任锡林郭勒盟副盟长。1933年，他与云端旺楚克亲王（即云王）联络一批蒙古王公贵族，发起内蒙古王公会议，要求“自治”。1937年以他为主，成立了“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以成吉思汗纪元为年号，1939年又成立了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德王是成吉思汗的后代，他企图借日本侵略之机，像外蒙古那样，谋取独立。满蒙大批人物，借助日本侵略势力，意在恢复，是那个时代不可抹去的事实。
殷汝耕、王克敏、王揖唐、梁鸿志，可以归为一类人，他们分别主持的“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不论名为中央或地方，实际上大同小异。这些人横跨晚清、民国、日本侵华三个时期，颇具才华和能力，却走上了另一种人生道路。殷汝耕早在清末留日期间便参加了同盟会，曾投身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王克敏在清末以留学生监督之职赴日本，还担任了驻日大使馆的参赞；王揖唐曾留学日本东京振武学校学习军事；梁鸿志则是梁章钜后人，梁章钜不但官至巡抚，而且学富五车，著述丰厚，林则徐称“仕宦中，著撰之富，无出其右”。在这样的名门中，梁鸿志自幼就饱读诗书，而且是近代文学家石遗老人陈衍的得意弟子。民国初年，他们都是政坛名人，位居显要，但后来面对日本侵华，因为对抗战不抱任何希望，结果选择投靠日本侵略军，当然最终也都因汉奸罪致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