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出版《訄书重订本》卷首的章太炎像
在他眼中，“疯子”、“神经病”就是能不惧艰难险阻，不被名利诱惑，意志坚定不屈，具有勇猛奋发精神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在艰巨的革命事业里有所作为，才能称之为真正的独立。
而在章太炎看来，传统儒学远不能塑造出这类人物。他认为，“儒家之病，在以富贵利禄为心。”所以“用儒家之道德，故坚苦卓励者绝无，而冒没奔竞者皆是”。基于此，他希望“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他所谓宗教，乃是具有“依自不依他”性格的华严、法相二宗。“要有这种信仰，才得勇猛无畏，众志成城，方可干得事来。”同时他表彰长期被视为儒门异端的《礼记》中的《儒行》篇，发扬其近乎侠道的慷慨激越之气，提倡“知耻”、“重厚”、“耿介”、“必信”四种品德。
在日本期间的章太炎
“狂人”的抗议与彷徨：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批判
章太炎的文章，在清季鼓舞一世人心，他被许多人视为“革命文豪”。但民国建立之后，无量金钱无量血换来的却是吏治腐败、民生凋敝，袁世凯弄权于上，军阀政客跳梁于下，这让章氏深感失望。与老师一样，鲁迅也陷入四顾彷徨之境。
他曾经尝试“沉于国民中”、“回到古代去”，想借此驱除寂寞，当此举近乎成功时，昔日同门钱玄同来劝他为《新青年》杂志撰文，鲁迅起先颇感疑虑，认为唤醒铁屋中的沉睡者而无解救之道，实非善道，但又想起摧毁“铁屋”也非不可能，于是遂答应了钱玄同。这第一篇文章，便是小说《狂人日记》。
在小说中，鲁迅借狂人之口，对当时的社会展开批判与控诉：“吃人的是我哥哥！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我自己被人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他以文学意象，写出当时社会如何令人窒息，无时无刻不在压制人、摧残人，更有甚者，国民性之劣根代代相传，就连孩子也渐染其风。鲁迅将传统文化视为这一切的祸首，而只有成为别人眼中的“狂人”，才能众人皆醉我独醒，认清这吃人社会的本质。仔细分疏，可以看到，鲁迅笔下的“狂人”与章太炎眼中的“疯子”，何其相似乃尔。
面对斯景，狂人该怎么办呢？在小说里，狂人对周围亲友苦苦相劝，劝他们别再吃人，可是没人理睬。更有甚者，吃人成性的人感到气愤，抿着嘴冷笑。这时他大哥高声呵斥道：“都出去！疯子有什么好看！”没有人搭理狂人，全当他是一不正常的疯子，因此他只能期待“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许还有”，呼吁“救救孩子”。
然而鲁迅并未一直让狂人“狂”下去，在小说开头，他说狂人“已早愈，赴某县后补矣”。狂人不再“狂”，他没有狂到推倒一切的地步，而是融入了吃人的社会，成为其中一员，这体现了鲁迅对中国前途的悲观。在他看来，“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大多数的群众，“永远是戏剧的看客。”
在《野草》中，鲁迅援引裴多菲的诗：“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他说：“倘使我还得偷生在不明不白的这‘虚妄’中，我就还要寻求那逝去的悲凉飘渺的青春，但不妨在我的身外。”他知道改造社会，绝非易事，国民性中的劣根，存在久矣，个人面对“铁屋”，结局往往是头破血流，只是因为或许还能为下一代创造光明，所以不得不努力奋斗，与恶同归于尽。相较于胡适“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鲁迅撰于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一系列著作，悲凉之中蕴含深刻，那种强烈的批判力透纸背，直入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