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青年上发表的狂人日记
改造社会之道：鲁迅与章太炎之间的歧路
新文化运动以来，传统社会组织日渐解体，许多青年学子与知识分子聚集于大城市之中，他们的生活方式较之往昔，已大不相同。当时一位青年人写道：“在街上，红色的，紫色的，黄色的，灰色的，高级人群的海。这都市的繁华面，行走着威风凛凛的官僚政客，挺挺的大腹贾，蛇头鼠眼的密探和杀气腾腾的警察与宪兵，还有，贵族的公子，小姐妖媚的眼睛。”而另一面，“这都市的贫民区域，有了听不清的啼饥的孩子，有了无数颤颤号寒的老妇。畏缩，蹑足，从门缝里出来了年轻卖淫的姑娘与母亲。”因此他称都市为“动乱的天堂”。
对这一幕鲁迅也深有体会，因此在1920年代末期，他开始宣传左翼文学，翻译了许多苏联的文学理论著作，提倡文学应写出普罗大众的喜怒哀乐，批判当权者对民众的压迫，号召广大民众起身反抗。后来“左联”成立，鲁迅被青年左翼作家奉为“旗手”。他晚年的作品，多为揭示与抨击社会权势阶层及其附庸文人的诸丑态，鲁迅的杂文，被人视为匕首。当“狂人”找到了“信仰”时，他开始与整个旧社会作毫不留情的斗争。
鲁迅设计的介绍苏联左翼文学的杂志封面
章太炎晚年也耳闻目睹世风时局种种乱象，但他不像许多人那样，将这些现状归结于中国传统不适应西方政治与文化，进而开始批评中国传统文化，而是视此为中国历史演进中各种消极因素交织而成，在今日凑合呈现的结果。基于这样的认识，他晚年力倡“修己治人”之学的重要性。在章太炎看来，今日提倡“修己”之学，实为乱世里的救急之术，而非借此修身成德，优入圣域。因此他一反晚清之时对王学的批评，开始表彰后者的积极作用，认为服膺王学能使人一介不取，身处污世而有所不为，此乃居于今世所最应提倡者。此外，他揭出《大学》、《儒行》、《孝经》、《丧服》四部经典，在文章与演讲中对之极力宣扬。希望能让人们行有操守、刚毅英勇、超脱流俗，同时不忘故常，以礼持身，从敬宗收族出发，循序渐进，臻于对民族国家的热爱。而在“治人”方面，他主张应从中国历史本身的演进中来认识现状，并且目睹当时国步维艰、民族危机日益加剧，因此在许多场合提倡读历史，视此为致用之道。他主张读史应识大体，熟知历代政治社会变迁，以及疆域沿革梗概，通过对于历代史事的稔熟于胸，能够从中吸取足以为当下所借鉴与取法之处。
就这样，章太炎与鲁迅在对社会认识与解决之道上产生巨大分歧，他们后来基本已不相往来，原因就在于此。二人孰是孰非，尽可平心商榷。但“疯子”与“狂人”的精神，却永不磨灭。当面对世俗的漠视嘲讽、无人理解时，当身处困境而四面碰壁、蹇蹇独行时，是深感无助而气馁，还是不畏险阻而奋发，先哲精神不朽，愿与世之有心上进者共勉。（文/王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