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何以高贵》,梁晓声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
尼采·鲁迅
排除别人不提,鲁迅确乎是将尼采视为果敢无畏地向旧文化冲锋陷阵的战士(或用鲁迅习惯的说法,称为“斗士”、“猛士”)才推崇他的。
对比鲁迅的文字和尼采的文字中相似的某些话语,给人以很有意思的印象。
尼采:“我根本上就是一个战士,攻击是我的本能。”“我的事业不是压服一般的对抗者,而是压服那些必须集中力量、才智和豪气以对抗的人——也就是可以成为敌手的那些对抗者……成为敌人的对手,这是一个光荣决斗的第一条件。”“我只攻击那些胜利的东西——如果必要的话,我会等它们变成这样时才攻击它们。”“我只攻击那些我在攻击时找不到盟友的东西。”“我不是一个普通的人,我是炸药。”总而言之,尼采认为自己的“攻击”,是这个世界上惟一一种“超人”式的“攻击”。因而是他的“敌人”的自豪。
鲁迅:“要有这样的一种战士——已不是蒙昧如非洲人而背着雪亮的毛瑟枪的;也并不疲惫如中国绿营兵而佩着盒子炮。他毫不乞灵于牛皮和铁的甲冑;他只有自己,拿着蛮人所用的,脱手一掷的投枪。”这样的战士将谁们视为“敌人”呢?“那些头上有各种旗帜,绣出各样好名称:慈善家,学者,文士,长者,青年,雅人,君子……头下有各样外套,绣出各式好花样:学问,道德,国粹,民意,逻辑,公义,东方文明……”“但他举起了投枪。”即使“敌人”们发誓其实自己有益无害或并无大害也不行。“他微笑着,偏侧一掷,却正中了他们的心窝。”纵使“敌人”们友好点头也不行。因为那战士“知道这点头就是敌人的武器,是杀人不见血的武器,许多战士都在此灭亡,正如炮弹一般,使猛士无所用其力”。于是战士一次次举起投枪。战士是一定要挑战那虚假的“太平”的。“但他举起了投枪!”那样的战士,他是“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鲁迅一生都在呼唤“这样的一种战士”,然而于他似乎终不可得。事实上“这样的一种战士”是要求太过苛刻的战士,因为几乎等于要求他视其以前的所有文化如粪土。因而鲁迅只有孤独而悲怆地,自己始终充当着这样的战士。他“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他想到自己的死并确信:“待我成尘时,你将见我的微笑。”这都由于鲁迅对他所处的时代深恶痛绝。而那一个时代,也确乎地腐朽到了如是田地。然而尼采真的是鲁迅所期望诞生的那一种战士么?今天倘我们细细研读尼采,便会发现,写过一篇杂文提醒世人不要“看错了人”的鲁迅,自己也难免有看错了人的时候。鲁迅认为他以前的中国文化只不过是“瞒和骗”的文化,认为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文化,只不过是“瞒和骗”的继续,认为中国五千年文化的真相,只不过是“吃人”二字。鲁迅要从精神上唤醒的是自己的同胞。尼采要从人性上“改良”的是全人类。尼采认为在他以前,地球上的人类除少数智者,其余一概虚伪而又卑鄙,根本无可救药地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