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而慈悲者、说教者、道德家、知名的智者、学者、诗人，乃至贱氓(即穷愁而麻木的芸芸众生)，一概都是不获他的“改良”，便该从地球上彻底消灭干净的东西。纵然少数他认为还算配活在地球上的人，也应接受一番他的思想(或曰哲学)的洗礼。
他惟一抱好感的是士兵。真正参与战争的士兵。他鼓励一切士兵都要成为他理想之中的战士：“你们当得这样，你们的眼睛永远追求一个仇敌——你们的仇敌。你们中有许多人且要一见面就起憎恨。”“你们要寻找你们的仇敌，你们要挑动你们的战争。”“你们当爱和平，以和平为对于新的战争的手段——并爱短期的和平甚于爱长期的和平。”这句话的另一种说法是——为了发动更大的战争你们需有短暂的和平时期储备你们再战的锐气。“战争和勇敢比博爱做着更伟大的事情。”“你们问：‘什么是善?’——能勇敢便是善。”“你们必须骄傲你们能有仇敌。”“所以你们这样过着你们的服从和战斗的生活吧!长生算什么呢?战士谁愿受人怜惜?”所以，希特勒向墨索里尼祝寿时，以尼采文集之精装本作为礼物相赠也就毫不奇怪。
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军向士兵分发尼采那《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小册子，命他们的士兵满怀着“比博爱做着更伟大的事情”的冷酷意志去征服别的国家和人民，也就毫不奇怪。
所以，当德国士兵那么灭绝人性地屠杀别国人尤其是犹太人时，可以像进行日常工作一样不受良知的谴责。因为“查拉图斯特拉”说：“仇恨就是你们的工作。你们永远不要停止工作。”当然，法西斯主义的罪恶不能归于尼采。但，一种自称旨在“改良”人类的思想，或一种所谓哲学，竟被世界上最反动最恐怖的行为所利用，其本身的价值显然便是大打折扣了。鲁迅却又终究是与尼采不同的。鲁迅并不自视为中国人，更不自视为全人类的思想的上帝。
鲁迅固然无怨无悔地做着与中国旧文化孤身奋战的战士，但他也不过就视自己是那样的一个战士而已。并且，在很多时候，很多情况之下，他十分清醒地知道，自己却连那样的战士也不是的，只不过是这俗世间的一分子。鲁迅自己曾在一篇文字中这样形容自己：“我有一种自害的脾气，是有时不免呐喊几声，想给人们去添点热闹。譬如一匹疲牛罢，明知不堪大用了，但废物何妨利用呢?所以张家要我耕一亩地，可以的;李家要我翻一弓田，可以的;赵家要我在他店前站一刻，在我背上贴出广告道：敝店备有肥牛，出售上等消毒牛乳。我虽深知自己是怎样瘦，又是公的，并没有乳;然而想到他们为张罗生意起见，情有可原。只要出售的不是毒药，也就不说什么了。但倘若用得我太苦，是不行的，我还要自己觅草吃，要喘气的工夫;要专指我为某家的牛，将我关在他的牛牢内，也是不行的，我有时也许还要给别家挨几转磨。如果连肉都要出卖，那自然更不行。理由自明，无须细说……”
鲁迅这一种自知之明，与尼采的病态的狂妄自大，截然相反。鲁迅有很自谦的一面。尼采则完全没有。非但没有，尼采甚而认为自谦是被异化了的道德，奴性的德道。
他那一种狂妄自大才是人性真和美的体现。鲁迅是时常自省的。尼采则认为自省之于人也是虚伪丑陋的。仿佛，因为他拒绝自省，所以他才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精神完人。并且一再地声明自己的身体也是健康强壮的。所以他，只有他，才有资格这样写书：《我为什么这样智慧》《我为什么这样聪明》《我为什么会写出如此优越的书》，我的书是——“一部给一切人看而无人能看懂的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