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是悲悯大众的。尼采不但蔑视大众，并简直可以说仇视大众。他叫他们为“贱氓”。他说：“生命是一派快乐之源泉;但贱氓所饮的地方，一切泉水都中毒了。”他说：“许多人逃避开某地即是要逃避了贱氓;他憎恨和他们分享泉水，火焰和果实。”
他说：“许多人走到了沙漠而宁愿与猛兽一同感到干渴，只是因为不愿同污脏的赶骆驼的人坐在水槽的旁边。”他甚至无法容忍“贱氓”也有精神。“当我看出了贱氓也有精神，我即常常倦怠了精神。”“我的弟兄们，我觅到它了!这里在最高迈的高处，快乐之泉为我而迸涌!这里生命之杯没有一个贱氓和我共饮!”“真的，我们这里没有预备不净者的住处!我们的快乐当是他们的肉体与精神的冰窖!”即使今天，读着这样的文字，如果谁是“贱氓”中的一员，或仅仅是体恤他们的人，都不禁会内心战栗的吧?我感到这仿佛是以日耳曼民族的血统为世界上最高贵的血统的纳粹军官在大喊大叫。
尼采若是中国人，尼采若活在鲁迅的时代;或反过来说，鲁迅若能像我们今人一样得以全面地“拜读”尼采，那么，我想——尼采将是鲁迅的一个死敌吧?怎么可能不是?!鲁迅对尼采的推崇——一个由于不全面的了解而“看错了人”的历史误会。一位深刻的中国思想者对一个思想花里胡哨虚张声势的“德国病人”的过分的抬举。
鲁迅是一次中国严重的时代危机的报警者。而尼采则不过是一种德国的精神危机暴发之后形成的新型病毒。
尼采·红卫兵
将尼采与中国“文革”中的红卫兵联系起来，表面看似乎太牵强附会。然而这一种联系起来的思考，对中国是有意义也是有必要的。
事实上，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亦即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五年间，中国文化界便无人再鼓吹尼采。
国家将亡，民族将沦为奴族，谁还来谈怎样成为“最高的高人”呢?当“华人与狗不准入内”的牌子竖在自己国家的城市里，华人集体的人格尊严和个性解放，又能张显到哪里去呢?
事实上，一九四九年以后，在中国几乎听不到尼采的名字了。“文革”中，无论是中学的，高中的，还是大学的红卫兵，大约百分之九十九以上不知尼采其人。但是，红卫兵的理念、意志、表述思想的语言以及口号，与尼采是多么的相似啊!首先在彻底否定一切这一点上，两者是空前一致的。尼采认为——他以前的世界已经彻底的朽烂了，而且“散发着难闻的恶臭”——这又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列宁评说资产阶级“僵尸”的话，但列宁显然是不屑于“利用”尼采的吧?红卫兵认为——在自己们以前的中国，刚刚变成了“红色”的，却又由“红色”完全变成了“黑色”的。尼采要从文化上对他以前的世界进行彻底的清算。红卫兵也要对中国那样。尼采蔑视他以前的一概道德标准——文化遗产和价值判断的原则。红卫兵亦如此。尼采要由自己“改良”人类。红卫兵也同样“允诺”进行如此“伟大的事业”，虽然不曾有人拜托。尼采认为自己是精神上的“最洁”者。红卫兵认为自己们是政治上的“最纯”者。尼采在精神上“惟我独尊”。红卫兵在阶级立场上也“惟我独革”。尼采极为骄傲于他血液里的一种元素——勇猛!“勇猛就是击杀!每一次击杀伴随着一次凯旋!”红卫兵也是勇猛的。每一次勇猛的行动都伴随着破坏和鲜血。“我总是想要将一只脚踏进他们(指贱氓)的嘴里!”尼采这么说，红卫兵几乎这么做。倘谁真的能将脚踏入别人们的嘴里的话。
“我的热烈的意志，重新迫使我走向人类;如铁锤之于石块。”“同胞们，石块中卧着一个影像，我意象中的影像!呀!它卧在最坚固，最丑陋的石块中!”“于是我的铁锤猛烈地敲击他的囚牢，石块中飞起碎片。”“我要完成它，因为一个影像向我移来了!”“美丽的超人向我移来了，呀!同胞们……”尼采如是说。“红卫兵战友们，让我们高举起红色的铁锤，将旧世界砸它个落花流水!让我们砸出的火星汇成一片片新世界的曙光!让我们彻底砸烂旧世界，砸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红卫兵在“文革”中每振臂作如此大呼。尼采强烈反对说教，但是他一再说教世人要不断地“超越自我”。他所授的方法是“自我刷洗”。红卫兵“超越自我”之方法是“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两者之间惊人的相似那么多，那么多。而最相似的一点是：尼采说：“现在，这个世界当由我们来支配的时候到了!”红卫兵们说：“我们来掌握中国命运的时候开始了!”尼采的话印在尼采的书中。红卫兵们的话，记载在当年的红卫兵小报中。尼采有精神“红卫兵”情结。红卫兵有“后尼采意志”。这一种相似证明了一种真相。即——在某些人类的本性中，潜伏着强烈的欲念，总是企图居于主宰、统治或用尼采的较温和的话来说是“支配”的欲念，它有时体现为反抗压迫的行动;有时驱使着的仅仅是取而代之的野心。
尼采以他著书立说的方式，淋漓尽致地调动和彰显了他本性中的这一欲念。“文革”以它号召“造反有理”的方式，轰轰烈烈地调动和彰显了红卫兵们本性中的这一欲念。
用尼采一篇文章的标题来说，即《人性的，太人性的》——真相。尼采哲学的一种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