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犹太人，是不是做得还不够

《奥斯维辛：一部历史》[英]劳伦斯·里斯著刘爽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一个匈牙利犹太人家庭将被送往毒气室，他们在4号和5号焚尸场旁的树林中等待。

4号焚尸场。毒气室位于地上，齐克隆B从墙上的洞口倒进毒气室。

本书大量来自不同个体、不同视角的叙述，打破了以往对奥斯维辛大而化之的认识。作者力图在多年积累之上，以一个具体场所为切入点，对人类历史上最深重的罪行进行最透彻的诠释。奥斯维辛毁灭性的动态发展从许多方面反映出极权统治和人性的深不可测。奥斯维辛并不是专门用于杀害犹太人的灭绝营，也不仅仅与“最终解决”有关——这是一个更大的故事，我们其实从未真正了解它。

人们对奥斯维辛的认识，由于四名犯人的行动又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其中，鲁道夫·弗尔巴和阿尔弗雷德·韦茨勒两人于1944年4月逃出奥斯维辛，阿尔诺斯特·罗辛和切斯瓦夫·莫尔多维奇则是在5月成功越狱。他们逃到不远处的斯洛伐克，在那里讲述的内容后来经过整理，成了著名的《奥斯维辛报告》（AuschwitzProtocols）。

揭露奥斯维辛真实面目的详细信息传到西方，还产生另一个影响，那就是引发了一场关于是否应该炸毁集中营的争论，这个问题到今天仍没有定论。1944年6月，位于华盛顿的战时难民委员会接到一位名叫雅各布·罗森海姆的人发来的请求，他来自“以色列世界组织”（AgudasIsraelWorldOrganization），希望盟军炸毁通往奥斯维辛的铁轨。六天后，战时难民委员会的领导人约翰·佩勒向战争部助理秘书长约翰·麦克洛伊转达了这一请求，同时补充道，他对于这个提议的可行性有“一些疑虑”。6月26日，麦克洛伊拒绝了这个建议，认为它一方面不现实，另一方面会消耗本该用在其他“决定性战役”中的炸弹。

6月24日，华盛顿又收到另一封电报，这次是日内瓦的世界犹太人大会（WorldJewishCongress）通过瑞士的战时难民委员会发来的。这封电报也提出了一些建议，其中一条是炸毁毒气室。7月4日，出于6月26日信件中列出的相同原因，麦克洛伊也拒绝了这个提议。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麦克洛伊的下属格哈特上校在给麦克洛伊的办公室内部备忘录中有这样一句话：“我知道你对我说过，让我‘断然拒绝’这样的要求……”这至少意味着，炸毁毒气室的想法没有经过进一步考虑就被否决。

伦敦也收到了轰炸奥斯维辛的请求。7月7日，丘吉尔得知这一请求后，向他的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写下了那句著名的话：“尽管从空军那里调用资源，如需我的支持请告知。”在空军部考量了各种可能的方案以后，空军大臣阿奇博尔德·辛克莱爵士于7月15日给出了一个大体上否定的答复。他向艾登指出，英国人擅长的是夜间轰炸，英国轰炸机指挥部无法安排轰炸机在一夜的时间内飞越如此远的距离。只有美军可以在白天轰炸，因此他建议把这个任务交给美国人来完成。他还提议道，美国人最好能在轰炸毒气室的同时空投一些武器，争取促成一次大规模越狱。不管怎样，从他的信件中可以明显看出，他把全部责任都推给了美国空军。美方将军斯帕茨不久之后访问了英国空军部，英国人就这个方案向他征求了意见，他提出接下来可以对集中营进行空中侦察，这个提议被转达给外交部，但后来再没有被提及。

关于轰炸奥斯维辛的讨论持续了整个夏天。8月，世界犹太人大会再次请求美国采取行动，但仍遭到美国战争部约翰·麦克洛伊的拒绝。一位英国外交部官员在一份内部备忘录中写道，且不论现实上的困难，不进行轰炸还有“政治”原因：几乎可以肯定，大批流离失所的犹太人会在战后回到巴勒斯坦寻找他们的圣殿，而那片区域当时正由英国人统辖。

就这样，位于大西洋两岸的两个国家都决定不轰炸奥斯维辛。更重要的是，他们甚至没考虑轰炸的可行性。没有人对集中营进行空中侦察，没有人进行可行性研究，没有人对不同备选方案进行过任何详细评估。可以明显感觉到，两国政府关注的焦点完全在别的地方（可能温斯顿·丘吉尔是唯一的例外，但他在写下了“尽管从空军那里调用资源”之后，也没有再提及此事）。当然，英国人和美国人在1944年7月有很多要考虑的事，其中，盟军在诺曼底的战役便牵扯了他们大量的精力。此外，红军已经兵临华沙城下，波兰的“家乡军”（HomeArmy）也需要支援，7月20日，阿道夫·希特勒差点在他位于东普鲁士的总部被刺杀。对于盟军空中部队来说，显然有很多更重要的任务等待着他们完成。我们不难看出，无论在伦敦还是在华盛顿，占主流的都是以下观点：摧毁奥斯维辛最好的方式就是直接忽视集中营，把全部精力放在尽快取得陆地战役胜利上面。这种想法无可厚非，但其背后似乎隐藏着一个不大光彩的原因：未经认真考虑就做出的决定，一些文件里使用的不屑一顾的口吻，这一切都让人不禁产生一种感觉，那就是没人费心把轰炸奥斯维辛当成一件重要的事来对待。

那些当即拒绝轰炸请求的官员，要是知道这个问题在今天引发了多少学术讨论，一定会大吃一惊。有一种流行的观点已经深入人心：一位学者在与犹太人展开讨论时发现，“不少人坚信，轰炸集中营可以让六百万犹太受害者中的许多人获救。”轰炸问题已远远超越了事实层面的辩论，成为一种象征——它意味着盟军本可以阻止犹太人被杀害，却选择不这样做。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们需要认真而冷静地分析这个问题，以防止越来越多的人错误地认为，“六百万人中的许多人”真的能够因轰炸而获救。

考虑到《奥斯维辛报告》送到盟军手上的时间，以及霍尔蒂决定停止向奥斯维辛遣送匈牙利犹太人的时间，我们基本可以确定，无论轰炸集中营还是轰炸铁轨都不可能阻止匈牙利犹太人被杀害，因为盟军拿到集中营详细信息时已经太晚了。

另一个基本可以确定的事实也能帮助我们分析这一复杂问题，那就是轰炸不会对集中营里的灭绝行动产生任何实质影响。《奥斯维辛报告》里详细描述了四个主要焚尸场的位置，但即便轰炸机在白天经过精确瞄准向这些焚尸场投放炸弹，即便它们被彻底摧毁，纳粹仍可以在奥斯维辛其他地方使用毒气。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奥斯维辛报告》中并没有写明“小白房”和“小红房”的地点，而它们的屠杀能力已足够满足纳粹当时的需要。在匈牙利的驱逐行动停止后，奥斯维辛有大量屠杀设施闲置。高峰时期这里每天有一万人被杀死，此时屠杀人数下降到平均每天不到一千五百人，且这样的数字一直持续到11月焚尸场被关闭。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就算盟军响应1944年夏天的轰炸请求，对集中营发动空袭，他们也不能真的解救“六百万人”中的“许多人”，相反，几乎可以肯定他们一个也救不了。事实上，轰炸很可能会对一些离焚尸场仅数米远的营房造成连带性破坏，并夺去几百名犯人的性命，而这群人正是空袭本要拯救的对象。

关于轰炸奥斯维辛问题的讨论之所以如此激烈，是因为它背后隐含着一个更宏大、更宽泛的追问：拯救犹太人的努力是不是做得不够？举例来说，早在1943年初，英国政府就确切知道纳粹对犹太人的系统化屠杀行动，甚至知道莱因哈德行动灭绝营的具体名字和每个灭绝营的死亡人数。1943年3月，安东尼·艾登在华盛顿参与讨论时说到，重要的是，“在主动提出把所有犹太人运出国时要格外谨慎”，并补充道，“如果这样做，全世界的犹太人都会希望我们在波兰和德国也采取相同的做法。面对这种要求希特勒不会善罢甘休的，而且全世界的船和其他交通工具加起来都不够。”（可在战争的最后三年，他们却找到了足够的船只运送四十多万德国和意大利战俘跨越大西洋。）1943年5月19日，埃莉诺·拉思伯恩在英国下议院进行演说，严厉谴责了盟军的不作为：“如果在这场战争中不该丧命的人的血汇流成河，涌进白厅街，那么血河将把街边那一栋栋灰色的楼房全部淹没，那里就住着我们的统治者。”诚然，我们无法确切知道，如果盟军不畏威胁、取消对犹太人的移民限制会发生什么，但拉思伯恩女士的观点让人不能不认同，那就是盟军本可以提供更多援助。因此，如果现有的争论不再集中在轰炸奥斯维辛，而是转到盟军战时移民政策这个无疑更加复杂的问题上，那么辩论可能会更有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