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代泰戈尔访华时的合影，左起为梁思成、张歆海、林长民、思厚之、泰戈尔、林徽因、徐志摩。
最近，冯唐所译《飞鸟集》引发众多争议，原著作者泰戈尔也再次进入读者的视线，只可惜泰戈尔又很快成为一张张无关紧要的脸谱：经典（或者老掉牙的经典）作家；诺贝尔文学奖（第一位亚洲）得主；曾以轻盈飘逸又静穆深沉的诗行打动过不少读者的印度诗人等等。泰戈尔注定只属于上世纪初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吗？当年对泰戈尔推崇备至的爱尔兰诗人叶芝已走进上海地铁，当年以泰戈尔诗作《新月集》取名的新月社文人也依然光彩熠熠，何以泰戈尔渐渐沦为我们文化生态中一个僵化的符号、过往记忆中一个依稀闪现的印记？
其实，灵动曼妙的诗作，只是泰戈尔深刻而丰富的思想世界的吉光片羽。2011年，在泰戈尔诞辰一百五十周年之际，哈佛大学贝拉纳普出版社出版了英文文集《泰戈尔精粹》（The Essential Tagore)，选录了泰戈尔创作的跨越十种题材的作品：自传、书信、论说文、诗歌、歌曲（泰戈尔一生谱曲或填词两千两百余首）、戏剧、短篇故事、小说、幽默小品文以及游记，其中既有泰戈尔直接用英语创作的，也有他自己从孟加拉语翻译成英语的，还有一些由学者和作家翻译成英语。此外，文集还收录了泰戈尔的几幅画作，充分展示了这位多才多艺的“世界诗人”有目共睹的杰出成就。
泰戈尔在当代欧美思想界的深远影响，当然和美国著名学者玛莎·纳斯鲍姆（Martha Nussbaum)的文章“Patriotism and Cosmopolitanism”（《爱国主义和世界主义》）有关。纳斯鲍姆的文章最早发表于1994年的《波士顿评论》，一石激起千层浪，文章的观点引发学界围绕爱国主义和世界主义的关系展开了持久又激烈的讨论。1996年，纳斯鲍姆的文章，连同十六位从不同角度回应她观点的学者的文章，一并收入乔舒亚·科恩（Joshua Cohen）编辑的文集For Love of Country: Debating the Limits of Patriotism（《热爱祖国：论爱国主义的局限》）。“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这一学术讨论的语境出现了更强的现实性和针对性，2002年文集再版，重新取名For Love of Country?（《热爱祖国？》）,并新增了纳斯鲍姆对她的质疑者作出的回应。
纳斯鲍姆的文章开篇即引述了泰戈尔的小说《家国与世界》（The Home and the World）的一个重要主题。年轻的碧玛拉痴迷于丈夫的朋友桑迪普的爱国狂热和巧言令色，积极投身印度政治自治运动，抵制并焚毁英货，激情万丈地为祖国欢呼,并埋怨具有普世情怀的丈夫尼克尔太过冷漠：为什么他不能尊崇自己的祖国呢？“我愿意为我的祖国效劳，”尼克尔说，“可是我的敬仰之情只能为正义保留，它远比我的国家伟大。把自己的国家当神一样膜拜，不啻给她带来诅咒。”虽然纳斯鲍姆从哲学论辩层面出发对小说的借用难免遗漏泰戈尔作品中人物内心各自的激烈挣扎，也未能充分捕捉到文本对于情感依恋和道德原则，以及理性的思想世界和精神的广袤空间之间复杂张力的微妙呈现，然而纳斯鲍姆的论述,无疑扩展了泰戈尔常被冠以的“神秘东方诗人”的符号身份，并重新开启了一座为世界共享的珍贵思想宝库。
纳斯鲍姆敏锐地指出，泰戈尔的小说是一个有关世界公民的成长教育故事。在小说的悲剧结局中，尼克尔在抵制英货运动出现的暴乱中头部受重伤身亡，而碧玛拉最终清醒地认识到，桑迪普的爱国激情不过是自我中心和自我膨胀的外化，他那些浮华空洞的辞令，在尼克尔的道义之举面前显得苍白无力。事实上，泰戈尔不仅坚信教育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而且在距加尔各答不远的小镇圣迪尼克坦（Santinikitan）一手创办了Vishvabharati（意为“全世界”）大学，毕生致力于学校的建设和发展。著名学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就曾在这里就读，据他回顾当年读书的情形，这所学校有不少与众不同之处。除了需要实验室的课程，只要天气允许，其他课程都在户外进行。泰戈尔认为,在自然环境中学习有益成长，而学生虽然并非全都认同他这一观点，却很享受在室外学习的时光。学校的考核标准并不严格，和加尔各答好一点的学校相比，似乎缺乏学术竞争力，但是圣迪尼克坦的课堂讨论却有一种特别自由、宽松的氛围，探讨的内容可以在印度传统文学、当代和经典西方思想以及中国或日本或别处的文化间从容遨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