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近一百年前，苏联作家叶甫盖尼·伊万诺维奇·扎米亚京创作了小说《我们》，故事中的未来人类就成了如同机器一般的人：每个人都没有名字，取而代之的是国家统一分配的号码；他们身穿统一的制服，以四人一排的整齐队列在大街上行进；他们的日常生活严格遵守国家制定的统一规范：“每天早晨，我们千百万人，以六轮机车的精确度，在同一小时和同一分钟，像一个人似的一齐起床；我们千百万人在同一小时开始工作，又在同一小时结束工作。我们融合成一个有千百万双手的统一的身躯，在《作息条规》所规定的同一秒钟外出散步，去大课堂，去泰勒健身房，在同一秒钟回去睡觉……”一个世纪之前，一个秩序井然的现代社会正在朝着欧洲人徐徐地拉开帷幕，人类社会必然会发展成那般模样吗？那个时代的俄国人还未曾像西方发达国家的居民那样充分领略机器介入生活的美妙，而他们的艺术家却能用一种先知般的目光看到人类生活高度机器化—机械化的未来图景。与扎米亚京同时代的诗人亚历山大·舍甫琴柯在1913年宣告说，“这个世界已经转变为一座单一的、令人吃惊的、奇怪的、怪诞的、无间断运动的机器，转变为一个无双的、巨大的非动物，自动的有机体……我们，像某种按照理想制造的机器人一样，由时钟支配习惯于生活、起床、睡觉、吃饭和工作——而且节奏感和机器的和声，反映于我们整个生活之中，也不得不反映于我们的思想和反映于我们的精神生活——艺术之中。”
的确，我们可以在那个时代的未来主义和立体主义绘画中找到这样的反映。机械装置、力量或是速度成了画面的主角，甚而像神那样被赞美；理想的优美人体不复存在，人类躯体成了各种几何图形的组合，或是成为一堆被切割得光洁而整齐的机器零件一般的东西。在《我们》中，对人物形象的描绘似乎就有立体主义风格的影子：女主人公I-330，长着两道像字母X的两只小犄角一般的眉毛；女二号O-90浑身上下都是由一些圆组成的；神秘男人S-4711长得像字母S，折成两道弯儿……在那个未来社会的美学中，机器和立方体代表着庄严、高尚、纯洁，真、善、美在规则的几何图形中达到统一。既然一切运动都可以概括成数学公式，那么一切形象也都可以缩减成几何图形了。
20世纪初的先锋派艺术家们意识到，一种新的精神正在开始君临天下，将彻底改变这个世界的面貌；所有的传统都将被颠覆，在科学—理性面前，旧有的宗教显得多么苍白无力！是的，科学—理性正在取代上帝，成为新的造物主。如此多的新事物被这个新的神源源不断地创造出来，构成全新的生活环境，人类的思想和意识也应当赶上变化的步伐，与科技的发展合拍！
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将美好的憧憬击得粉碎。在人们目睹了高度发达的机器是如何高效率地屠戮生命之后，科学—理性这个神开始备受质疑。在文学与艺术表现中，高度理性的生活和抽象的人体形象虽然还继续存在，却更多地带有了批判色彩。
《我们》的故事是以第一人称叙述的，叙述者——飞船建造师Д-503在国家的号令下过着循规蹈矩的幸福生活。这个“大一统国”建立在两百年大战之后，被认为是人类理性发展到完美境地后建立的永恒之国。在“我”看来，或者说在“我们”看来，美学就是数学公式，理性代表了永恒的幸福。“哪里的幸福也不会比这个奇妙世界的幸福更明智、更清朗。”因为这个世界是严格按照科学理性的规则来运行的，居于其中的人成了数字号码，成了服从统一管理的、没有差别的机器。“乘法表比古代的上帝更明智、更绝对，因为它从不犯错误。按照乘法表严整、恒定的法则生活着的数字，是无比幸福的，既没有彷徨，也没有困惑。真理只有一个，通往真理的道路只有一条。”这不就是那些讴歌科学压倒一切、理性至上的人们所憧憬的乌托邦吗？在这里，理性获得了绝对专制地位。Д-503曾一度偏离了理性轨道，在接受了脑部手术、重回“正轨”之后，他以“理性必胜”来结束他的叙述。他庆幸自己的得救，读者则要为他的悲剧命运而掩卷叹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