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扎米亚京以他的丰富想象虚构和讽刺乌托邦时，在欧洲大陆的另一端，也是在一个科技落后于欧洲列强的边缘国家，西班牙哲学家奥尔特加站在西方思想史的角度上对乌托邦主义提出明确的批判。在发表于1923年的《我们时代的主题》一书中，奥尔特加指出，现代欧洲人对一个建立在理性之上的文化顶礼膜拜，从而迷失了方向，真实的人生体验被理性蒙蔽了；纯粹理性意味着勾勒一个几何学形状的世界，意味着绝对真理，当纯粹理性与政治相结合时，就成了革命，而革命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乌托邦——一个由绝对理性统辖的国度。
值得一提的是，扎米亚京正是在苏维埃革命的大潮中创作《我们》的。他是造船工程师出身——标准“工科男”，也亲身参加过反对沙皇的革命，在小说中，揭开各种科幻元素的外表，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对技术理性和革命的反思，这些反思和哲学家的思考往往是不谋而合的。“大一统国”是建立在一个号称结束一切革命的革命的基础之上的，它的永恒存在意味着历史的终结——而在奥尔特加那里，纯粹理性与历史—人生正是一对互相矛盾的概念。如果一切沿着理性的轨道运行，那么人类就不会再犯任何错误了，历史时间也就没有意义了。奥尔特加的弟子桑布拉诺进一步指出，乌托邦在其本质上包含有止住时间流逝的渴望，要建立一个不再有时光变迁之苦的不朽天国。这样的天国，不是近于天堂了吗？“大一统国”的独裁者就告诫他的“号民”，国家正在建设的就是一个永恒幸福的天堂。这个乌托邦的国界——一道玻璃墙将号民们“保护”起来，让他们免于野蛮的外部世界的侵袭；他们受国家强制过着每天都一样没有变化的生活，一言一行都被监视，而这种监视被说成是带有宗教色彩的“守护”。这是什么样的生活？用正常人的眼光来看，这不就是囚徒的生活吗！更可怕的是，他们被强迫执行手术，脑桥部位的负责幻想的神经节以“X光烧灼法”遭到移除，由此，他们就永远“幸福”了。
在他们的幸福生活中，有类似多夫多妻制的性生活，却没有爱情。行房事之前，还得向政府部门申领票券。Д-503的厄运就始于受到叛乱分子I-330的挑逗，他坠入爱河，患上了心灵之病，耽于幻想而误入歧途。小说以爱情的悲剧回答了上文中的那个问题：决定人成为人的，是心灵、幻想、情感，或者说，不是理性，而是理性的反面——非理性。
人类总认为自己的聪明才智是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标志：我们这群千百万年前的猴子，凭借理性的发达而真正改变了世界、改造了自身。那么世界和人类自身终究会被改造成什么样子？当人类变成没有了错误的奇思怪想也没有了爱与激情的行尸走肉时，人类还是人类吗？阿根廷作家萨瓦托曾说：“人类是第一个创造出自身环境的动物，但讽刺的是，人类也是第一个正在以同样的方式摧毁自身的动物。”你说是不是这样呢？
本文插图为马列维奇作品供图/小艾
